那个胖胖的年轻人就站在那里，一脸憨相，眼神坚毅，手持一块裁剪不大齐整的纸板，上书“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若不加提醒，你可能无法认清下面那四个小一号的汉字，也许，他写这块标语之时，十分仓促，未能考虑布局——9月15日那天，这一幕被拍摄下来，传上微博，转发上万，我们只知它出自西安，尚不知那个举牌的青年名叫李昭，不知他在那半天百折千回的精神转型。我的许多友邻都转载了这条微博，有人写道：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李昭的义举被媒体称为“拐点”。如果说蜂拥而起的反日游行是一条直线，那么中途爆发的打砸抢正是一个“拐点”；当打砸抢汇成了狂乱与丑陋的主流，那块“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标语及其背后的努力和信仰，则构成了对狂潮与暴徒的拨乱反正，这是“拐点”之“拐点”，试图将这场社会运动拉回理性的正轨。
　　第一个“拐点”，即爱国的拐点，可谓中国转型最真切的缩影。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除了老调重弹：以平常心来爱国，切记，爱国神圣化的背面，是爱国的神经化；以理性来爱国，这理性，未必能告诉你该干什么，却能提醒你不该干什么。
　　第二个“拐点”，即公民的拐点，才是我们要直面的正题。
　　看完Dennis Gansel导演的电影《浪潮》，有人说，世界距离法西斯只有五天；看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有人说，我们距离文革只有一小时；看完李昭在9月15日那天的经历（见《中国青年报》9月19日相关报道），你可能会感慨，我们距离公民，有时只需一瞬间，正如我们距离暴民，同样只需一瞬间。
　　身为热血青年，李昭看见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新闻，便立志参军、保钓；看见同事拉起“捍卫主权，踏平东京”的横幅，“忽然一阵兴奋，血上头”，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冲出家门。起初，他看见停在人行道上的日系车被砸，并不意外；看见有人拿矿泉水瓶接连砸向一家尚未营业的日式餐厅的玻璃窗，他依然平静，“大家有气，这可以理解”。直到午后，他看见人们一边砸车，一边吼叫，他所见的车辆，已经遭遇毁灭性袭击，“一下子心痛起来”；他听见人们高喊“砸索尼！砸！”，感到“脊梁后一阵冷，从头到脚都发毛”——此刻他才意识到：“真正的爱国游行其实已经结束了。”
　　从狂热到冷静，这是公民锻炼的第一步；第二步，即挺身而出，帮助日系车掉头，“得做这件事”。当李昭举起“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纸板，他同时举起了一个公民的善意、勇气与责任。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事后反思，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乱扔烟头，肯定没人给你鼓掌”，舆论的热情赞许让他开心，却也有点寒心——这同样是一个“拐点”，未为报道所提及。公民不是英雄，李昭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当公民把自己架上英雄的高度，其实质，不是上升，而是下坠。惟有像李昭这样学会摆正自己的身位，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这是公民锻炼的第三步，它的关键词叫本分。
　　李昭不必寒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公民意识严重缺席的国度，公民的日常行为常常被误作义薄云天的英雄之举——相比一个需要英雄拔刀相济的社会，我们更期盼一个需要公民各尽本分的社会。要打破这一误会，则依赖于更多公民的涌现。
　　这一周，举国狂飙，然而我们仔细审视，也许会发现，在那些公民社会发育相对健全的城市，反日游行途中所出现的暴乱便要少一些，譬如我生活的城市，纵有游行示威，却十分太平，未闻打砸抢的噩耗。它也许缺乏热血的一面，却从不缺乏理性的一面；其政法风格虽嫌保守，公民意识却十分茁壮。公民越多，暴民就越少；公民社会越发达，滋生义和团的土壤就越贫乏。
　　在暴民与公民之间，李昭的命运曾一度徘徊，到底是什么将他推向了后者而非前者呢？说到底，是理性，是良善，是勇气，是常识感（如“爱国，先爱同胞”）。他的公民之路，并无导师指引，他心中的智识与良知便是他转型的指南针。
　　9月15日那晚，我一时兴起，开了一个应景的书单，胪列了《狂热分子》、《乌合之众》、《洗脑术》等书，其中一本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后来一位网友说，这样的时代，只要你不是装睡，且不管你沉睡、酣睡、昏睡，都会被内心的猛兽与外在的喧嚣所唤醒。
　　像李昭那样，抛开外界的蛊惑，遵从内心的召唤，走向公民之路。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