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日本”与阿Q思维
　　
　　
　　“操日本”一名，我原以为是抗日壮士所虚构的英雄，等到媒体争相报道，才发现确有其人。9月9日，有人发布微博，称正在欢迎新生入学的南昌一家高校，将迎来一位叫“操日本”的新同学。其人尚未至，已经名动全城：他毕业于景德镇市昌江一中，现考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学号为20128855。随即，校方严正声明，谴责爆料者，并称“因微博的热传而造成了不小的困扰”的“操日本同学已经回原高中复读了”。
　　大学的声明，只是一个姿态，这场事故与它们的关系实在不大。试想，即使现在不被曝光，等到操日本入读，他的姓名、专业等，并非天大的隐私，十分可能被好事的同学公诸微博，哗众取宠，届时，校方何以自处，何以在操日本的隐私权、名誉权与曝光者的言论自由之间求一个两全？
　　操日本要怪，只能怪给他起名字的那个人。姓什么，不由自主，秦桧之后，有“我到坟前愧姓秦”之说，不过愧者愧矣，他还得姓秦，同样，姓贾、姓操、姓干、姓党等，后人决定不了，只好随缘。名什么，则可自决，据说中国姓操者，数以十万计，他们的名字，何尝像操日本这样引来汹汹争议呢（我仅见一例，湖北有一位官员叫“操高潮”）？归根结底，不是姓不好，而是名不好，操日本若有觉悟，早该改名了。如操姓名人操天成、操震球，都是好名字。
　　操日本的命名者，不知是何居心，将对日本的国仇家恨，楔入一个婴儿的名字。往好了说，这番苦心，足感天日，甚至可以媲美于丘处机给郭靖、杨康命名，叫他们不要忘记靖康之耻，以日本入名，则提醒后人永生铭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往坏了说，这般命名，近乎是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除了在呼喊此名之时，生出一种舌尖与肾上腺的暴力快感，却转瞬即逝，并不能毁损日本一丝一毫，其副作用，而今已经发作：这个名字极有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尊严、人际、学业，甚至一生。
　　我想起一位初中同学鹿某，人极瘦小，14岁尚不足一米五，在穷山恶水、好勇斗狠的吾乡，不免备受欺凌。后来他养了两条狗，便用常常欺负他的两个恶霸同学的名字命名，以泄心中污浊的恶气。不想有小人从中作祟，竟将这一情节向那两位恶霸告密，晚自习后，鹿某被堵在学校后门，挨了一顿好打。我与他一路回家，劝他习武防身，他唯唯诺诺，回到家后，却继续拿那两条狗撒气，一边打，一边骂。当我听说此事，唯有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鹿某，与阿Q何异；其精神胜利法，自然难逃阿Q式的结局。
　　鹿某此举，在中国绝不鲜见，小到私仇，大到国耻，敌人的名字，常被冠于自家饲养的鸡犬身上，或写入小说，塑为反角，大加奚落、蹂躏；敌人的尊贵物事，譬如日本的太阳旗，作为图案，被印在内裤与卫生巾上，仿佛从此便可以将日本践踏于屁股之下。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把戏何以能令国人高潮迭起、乐此不疲？有时，你的身份正由你的敌人所决定，敌人在什么高度，你就在什么高度；当你把敌人降到了动物世界，降到了肮脏的垃圾场，你自己焉能高贵起来呢。而且，不敢与对手光明正大决一死战，而采取暗骂、扎小人、比谁的祖上更阔等行径，毋宁是一种胆怯、懦弱的表现。
　　1928年2月，革命作家钱杏邨（阿英）撰文《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展开政治批判。他认为自《阿Q正传》诞生这十年来，中国的农民已经走出了阿Q的困境，有了组织、力量和革命性。其文末高呼：“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八十多年后，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不论阿Q的形骸还是精神，都不曾被阿英们的革命洪流所埋葬，反而愈发壮观。阿Q的精神胜利法杀伤力仅限未庄，“操日本”的精神胜利法则逾越了国界。
　　也许，用阿Q定义一个时代并不合适，阿Q横行于所有的时代，它早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国民性。从阿Q到操日本，精神胜利法薪火相传，日新月异。然而，若不祛除阿Q主义的劣根性，我们谈何立人，谈何立国。拿“操日本”一事来说，痛恨日本、祈图雪耻的国人想必不在少数，只是，玩一把名字的游戏就能报仇吗？占两声嘴上的便宜就能雪恨吗？作为一个国家，用你的国力超越日本；作为一个人，用你的素质与道德超越日本人：不要比谁的贪官更多，而要比谁的公民更多；不要比谁的牛奶更毒，而要比谁的桥梁更坚固；发生火灾，让孩子先走，而非让领导先走；在欧美要遵守公序良俗，让那些一见黄种人乱扔垃圾就高喊“Chinese”的白种人闭嘴；哪怕你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嫖娼，不要开发票，让“你好，书记，有发票”的揽客广告绝迹于江湖，或令其改口“你好，町长，有发票”……这才是战胜日本——甚至不战而胜——的正道。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