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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批评,就是多一些建设
  
  
  我所居住的城市,前不久经历了一场名为“海葵”的台风之灾。风雨如磐,一夜之间,繁华都市化作浩茫泽国,早晨我出门买包子,社区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踝。不过,且让天灾归天灾,人祸归人祸。平心而论,应对这场灾难,从预警到救助,地方政府的表现足以打及格分;自然,民间更值得赞赏,台风来袭的那个夜晚,我有一些朋友,自发开车到火车站接人,暴雨的瓢泼与善意的蓬勃,恰成正比;双闪灯的光芒,照亮了这座正在受难的城市。只可惜,“海葵”尚未退散,便传来油价将迎第三次上调的流言,宛如寒彻的冰霜降在了善心之上。
  政府忙于救灾之际,却有灾民冷言嘲讽、批评,指责政府救援不力,怒斥城市坏了良心(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原指巴黎的下水道曾作为革命者和抗议者的避难所,如今被国人断章取义,以下水道为标尺,考量一座城市的健康程度)。对此,待灾后重建,官员发话了,称我们在救灾,你们在批评,何其不合时宜;应该少些批评,多些建设,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才能共度难关。
  官爷此言,争议之处,不是结论:谁愿被灾难摧垮,谁愿生活在台风与积水之中,谁不想早日冲出困境呢;而是通往结论的过程:少些批评,多些建设,就能共度难关?批评与建设,必定此消彼长,势不两立?
  其实这是老话题。每一次灾难爆发,都有人谆谆告诫:救灾要紧,要批评,请等到救灾结束以后;现在批评,不是捣乱吗?更有甚者,则斥批评者别有用心,企图扰乱公共秩序,唯恐天下不乱。罪名如冰雹,接二连三砸下来,轻者,令批评者鼻青脸肿;重者,将批评者打入看守所或监狱。
  此中最大的问题,倒不在批评者的居心,与批评的杀伤力,能阻碍救灾,破坏建设;而在于立论者以其僵化不堪的二元思维,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将批评与建设对立化,塑造为非此即彼的两极。如此,好似两人拔河,你多用一点力气,绳子就滑向你那边一尺,你进一尺,对手就退一尺;批评少一分,建设就多一分;批评者少骂一句娘,建设者就多搬一块砖……
  事实上,如我们所反问的那样,批评与建设,并非此消彼长,势不两立。它们之间,毋宁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姑且遵循一些官爷的意旨,视批评者为魔。大多时候,没有批评,哪来建设;批评越多,建设才会越多;批评高一尺,建设才会高一丈。
  这就要说到批评者与政府、民众与官员的关系。有人譬之为造房子,说我在屋脊添砖加瓦,挥汗如雨,你在一旁指手画脚,喋喋不休,换做谁,谁不恼?这话自然不差,不过喻体有误,造房子是一己之私,造国家则是全民大公。公私切不可胡乱比附,如萧瀚所言:恶猜公权,善待私权。我自家的房屋,想造几层就造几层,想开几扇窗户就开几扇窗户,你可以议论,不过把我说烦了,却会放狗咬你。建设国家则不然,民主共和之国,为人民所有,怎么建设,盖几层,开几扇窗,民众有权置喙,批评再过激烈,政府都不能放狗咬人。况且,政府本来就是人民所豢养的守护国家利益的看门狗,狗咬主人,那还了得?
  建设与批评,从来就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一体两面。我们可以再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国家发展,犹如马车前进,建设是一只车轮,批评是另一只车轮。倘只余一轮,马车就变成了独轮车,改革的荆棘路上,它如何疾速奔行?所以,单赖建设或单赖批评,车将不车,国将不国。甚至,这两只车轮必须协调一致,如批评太少,轮胎生锈,车行起来,不免颠簸。
  这么说,依然可能予人以错觉,将建设与批评割裂开来。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放宽对建设的定义,那么,可以说,批评本身正是一种建设。政府与民众,各司其职。政府奋勇救灾,是建设;民众批评政府救灾,指出哪里存在不足,哪里需要加速,何尝不是建设呢。官员俯首甘为孺子牛,埋头耕田,是建设,民众的批评化作鞭子,抽在牛身上,督促其卖力耕耘,锐意进取,何尝不是建设呢。大道之行,各尽本分。民众的本分之一,就是批评政府,正如政府的本分之一,就是接受民众的批评。其批评愈精准,愈有力,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就愈大。
  明确了这一点,建设与批评才能达成一体化。我们才能说,多一些批评,就是多一些建设。同时,“少些批评,多些建设”的说法可休矣,“建设性批评”的说法可休矣——“批评”无须用“建设”修饰,因为批评原本即为建设之一种。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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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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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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