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建公信力的第一步
　　
　　
　　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举国皆震的“5·10”巧家县爆炸案已经成功告破。真相大白于天下，却更加惨不忍睹。原来被警方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26岁的赵登用，竟是受害者。两位犯罪嫌疑人邓德勇、宋朝玉，系案发当地村民，因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企图实施爆炸以制造社会影响。5月10日上午，他们从劳务市场以100元人民币雇佣了赵登用，指使其背上装有爆炸装置的深色双肩包，进入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然后用手机引爆，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
　　同为罹难者，赵登用毋宁更为可怜而可悲。他不仅被害，还沦为了害人的武器——所谓人肉炸弹，对我们而言，曾经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爆破于虚幻的影视剧与遥不可及的乱世；而今，它却藉赵登用的肉身，轰然炸响在我们身侧，新闻纸和电脑屏幕都感到了余震。此后，赵登用还被误判为犯罪嫌疑人，被视为惨案的元凶，直到三个月后，警方才还他清白，其间他背负了多少罪名和骂名呢，若他泉下有知，必定不能瞑目。
　　现在他可以瞑目了吗？“针对巧家县公安局在前期案情尚未彻底查清的情况下，在通报中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可惜，这姗姗来迟的道歉，赵登用再也无法听见。再诚恳的道歉，都无法挽回一个生命的消逝。
　　由警方的道歉，我们想起与此案相关的一段旧事。5月14日下午，云南巧家县委宣传部、巧家县公安局等部门召开了“5·10”爆炸案通报会，会上，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言之凿凿：“我可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公安局长应对社会质疑，居然不去举证，而用前程赌咒，这不啻是对法治的最大反讽。连其同一战壕的战友都看不下去，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指出：“作为一个法律人，这样的话还是要少讲甚至不讲为好。现在是法治社会，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犯罪是要靠证据来说话的。试问，名义和前程能当做证据来用吗？”
　　如今我们需要追问尊敬的杨局长，赵登用已经被证实不是爆炸案的嫌疑人，反倒是受害者，您用以担保的前程，是否该有一个说法？
　　这并非要和杨局长过不去，督促他辞职，而是提醒他，身为一介公安局长，任何时刻，自己的言行都不能逾越法律的方圆。我们尝批评一些官员，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到杨局长这里，他跟你赌咒发誓，玩起了小孩子的把戏，法律人的体统，破碎一地。须知，其一，公安局长的乌纱帽，好歹也是国家公器，不容你如此糟践；其二，在法律面前，公安局长的前程再重，重不过一个公民的生命，重不过一纸判决的正义。
　　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这必须追本溯源，考究政府的公信力怎样被败坏、流失。杨局长的言行正是鲜明一例。他用前程替代证据，敷衍公众的质疑，已经抹黑了政府的形象。事后，假如他贪恋权位，无意去职，显然违背了在案情通报会上的庄重承诺，从而为公众所不齿，连带不齿政府的诚信；纵然他主动请辞，则不免视权力的交接如儿戏，而被讥为轻率——当然，两害相逢，当取其轻，还是辞职为妙——无论哪一种结局，政府的公信力都遭到了严重的毁损。
　　在爆炸案中，政府公信力败坏的另一点表现，在于公义的败坏——说到底，公信力源于公义，政府若不能秉持公义，其公信力便如风中的泡影，一吹即散。针对赵登用被视作爆炸案的疑凶，赵家曾提出四点疑问，从爆破术的运用到双肩包的出处，针针见血，警方并不能释疑，依法理，则当疑罪从无，他们反而倒打一耙，悍然认定赵登用就是板上钉钉的犯罪嫌疑人，以期迅速结案。这样的办案者，叫人如何认同其侦办案件的正义含量；这样的政府机关，公在哪里，信在何方？
　　再说远一点，爆炸案的源头，是征地和拆迁纠纷。试想，如果政府具有足够的公信力，邓德勇、宋朝玉是不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排泄心头的怨恨；如果政府能够运行公义，也许这两位农民胸中的块垒，早早得以化解，何必制造爆炸，殃及无辜，令尘埃之下，多出四条冤魂？
　　回头看昭通市公安局的道歉，这自然是地方政府重建公信力所迈出的第一步——殊不见有些地方，政府索性破罐子破摔，连道歉都省去了呢。我们肯定这关键一步的同时，更需要敲打政府反省：犯错要道歉，可谓常理，可是，许多错误，原本不必去犯，正如导致公信力流失的缺口，原本不必出现。
　　
　　供《东方早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