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外的正义
　　
　　
　　近来屡见奇案，先说这一例。据东方网报道，2012年4月11日凌晨，从外地来沪的21岁青年李某因饥饿难忍，携带一把捡来的菜刀，到浦东新区三林路一家好德便利超市打劫，由于营业员拒不交钱，李某仅抢走一根售价3.6元的玉米棒，匆忙逃离现场。20分钟后，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便折回便利店自首。7月17日，此案一审宣判，李某因犯抢劫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判决出炉，笑骂一片。“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一句，无疑是冷嘲的噱头，那根玉米棒，早入了李某的辘辘饥肠，法院如何追缴：在千元罚金之外，还追加三块六吗？只是，拘泥于法规，这句必须写上。就像金庸小说《飞狐外传》写天下当铺的规矩，哪怕你当的是全新完整之物，落笔于当票，却是“残缺破烂”，以免赎当之时有所争执，所以，当胡斐典当七个活人，当铺的朝奉依当票写作的惯性，下笔写道“皮破肉烂，手足残缺”。古往今来，这都是笑话。
　　此案入抢劫罪，并无不当。引起争议的是量刑。许多人都难以理解，一根价值3.6元的玉米棒，便换来十月刑期，还有一千罚金，这刑罚，有何公正可言。然而，从法理上讲，抢劫罪不同于盗窃罪、受贿罪等，后者入罪，有最低金额；前者侵犯的客体，叫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质言之，就算李某仅抢了五毛钱，只要他持刀威胁了营业员，抢劫罪便可成立。判处十月，已属从宽。至于罚金，犹如那一句画蛇添足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你感到不可思议，却于法有据。
　　这是恶法吗，这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流毒吗？我们且说另一个案例。拉古迪亚（Fiorello H. La Guardia）在纽约市长任上干了十一年（1934-1945）。1935年，他在纽约贫民区的法庭之上旁听了一起盗窃案。被告是一位老妇人，为了哺养已经两日不曾进食的孙子们，她铤而走险，去偷面包。法官的判决是一道选择题：被告或者罚款10美元，或者拘役10天。在当时，这十美金，对于贫困之家，并非小数目。老妇人若有这笔钱，早买面包了，何必去偷呢，她的面前，只有拘役一个无奈的选项。
　　审判结束后，拉古迪亚从旁听席缓缓站起，摘下礼帽，往里面放入10美元，然后对其他旁听者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
　　请注意，市长并未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力为被告求情，并未干涉法官的审判，此即法治精神。法院处罚了盗窃犯，市长则处罚了冷漠的市民，包括他自身。
　　李某一案，假如拉古迪亚是市长，我想他应该尊重法院的判决，不过，那千元罚金，他一定会代偿。在他治下，有一个青年，因“饿昏了”而抢劫、入狱，这乃是他的失职，他必须为耻辱的失职买单。这里有两种正义，一是法律所运送的正义，它机械、冷酷，面目狰狞，像广州高架桥下的水泥锥；另一种，则在法律之外，由权力、社会、道德、人性所运送的正义，它温情、良善，面目和煦，像冬夜的篝火。前者在于惩戒，后者在于补偿，这是正义的两张面孔，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拉古迪亚的礼帽，从未飘到中国，以至千元罚金，比十月刑期，更可能构成李某的噩梦。暂不说李某，说廖丹。这个北京下岗工人，为了医治患尿毒症的妻子，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借款未果，遂找人伪造了北京医院的收费章，为妻子“免费”透析治疗，四年时间，共骗取医疗费17.2万余元。7月11日，廖丹因诈骗罪受审。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从诈骗金额来讲，属“数额巨大”，检方的量刑建议，基于法条，无可非议。廖丹则希望“求一个缓刑，这样便能继续照顾妻子和儿子”。被感动的公众，自然偏向后者，英雄救妻，铁汉柔情，早已令他们的道德感泛滥成灾。广东商人陈利浩，甚至代廖丹退还了17.2万元的案款。这一切努力，是否有助于缓刑判决的生产呢。
　　不管法院怎么判，我们都该表示尊重。判实刑，恪守法规；判缓刑，体恤民意。而且，纵然处以实刑，并不表示，判决不够正义。法律之外，道德和人性之内，还有一大块地带，供正义缓冲。法律的冷酷，可以用拉古迪亚的悲悯来弥补。
　　只可惜，在中国，为廖丹代偿罚金的不是市长，而是公权力之外的民众——廖丹犯罪，医保缺位，政府岂能免责？潜藏于民间的巨大善意，再次得以释放，并且结出善果，然而，补偿正义永远属于马后炮，拉古迪亚的礼帽再大，能装载几多正义？若不能由此促成制度决口的修缮，不能从源头消解正义的隐患，下一个李某，下一个廖丹，也许近在眼前，源源不断；我们的悲悯，却有枯竭的那一天。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