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比贫苦差距，除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有一句名言叫“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上课的语文老师高举手中的粉笔，告诉我们：锥尖比粉笔还细呢，假如一块地，连锥子都立不了，你们可以想象，它能有多大。可怜我绞尽脑汁，依然勾勒不出“立锥之地”的面积。老师怒道：你这厮真是死脑筋，何必计较锥子的大小；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说这些穷鬼，连一星地都没有。我一拍脑袋，把自己拍醒了：原来我就是这样的穷鬼。
　　如今，我终于有幸见识了“立锥之地”的真相。报载，广州的一些天桥和高架桥底，浇筑了水泥锥，锐利如矛尖。如图所示，有一处，近200平方米的平地，扎满了约2000个水泥锥，整齐划一，望之森然，好似战场的防御线。据目测，那一锥的占地面积，约等于我的两只脚。以广州市的平均房价计算，一个农民工一月的收入，应该可以买半锥到一锥。由此可见，我们的确生在了盛世，贫者要拥有立锥之地，不是太难。
　　只是，立锥何为？这些立锥的地方，原是流浪汉的栖息之所，十年前，为了防止流浪汉留宿，有关部门在此建立了水泥锥阵，于是流浪汉被迫迁走，市容颇为改观——至于这有关部门是谁，迄今尚无答案。
　　有人却问：谁的市容？你看见市容净化，我却看见净化背后的冷漠与恐怖；你看见城市的洁癖，我却看见城市的伤口被无限放大。那两千个水泥锥，刺向灰暗的苍穹，犹如两千根钢针，刺向民众的心脏。我们的心，要多么顽固，才能抗御锥心的刺痛。政府的心，要多么坚硬，才能一锥一锥，戳破流浪汉短促的美梦。
　　如此立锥，近乎圈地。每立一锥，便表明对这一锥之地的强行占有：哪怕我并不需要开发这块土地，哪怕任由其沦为长满了蔓草的荒地，然而，我却不允许你们这些流浪汉无偿使用。质言之，这立的不是水泥锥，而是钢筋铁骨的权力及其合法性。
　　圈地运动的结果，是让贫者更贫，丧失了立锥之地；在天桥、高架桥下立锥，则是让失地的民众，欲暂住而不得。流浪流浪，他们将飘向何方？
　　用立锥对待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不仅不仁，而且不智。把流浪汉从桥下赶走了，他们跑到了桥上，正如把流浪汉从白云区、天河区赶走了，他们跑到了越秀区、番禺区。净化了这一块市容，那一块市容却遭到了污染——假如政府坚持认为，流浪汉是污染市容的毒素。这一招，说好听一点，叫拆了东墙补西墙，说难听一点，就是自欺欺人，为了医得眼前疮，不惜剜却心头肉。这种治理术，连治标都算不上，它压根无关于治道。
　　由此我想起那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化工项目的建设。本来选址于A地，A地民风剽悍，百姓一向勇于抗争，一听这项目会污染家园，危及子孙，立马鼓噪而起，上街抗议，政府没辙，只好换到了B地，B地再反对，便换到C地，依中国之大，总有一个地方的民众如沉默的羔羊，目光短浅，逆来顺受，允许该项目落地开工。这便是政府的一贯伎俩，他们从来不去想，既然项目弊大于利，为什么不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呢。
　　立锥之举，亦同此理。我们承认，有些时候，流浪汉的存在，对市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然而我们同时需要承认，流浪汉乃是组成城市的一个元素，而非外在于城市的杂草，需要定期割除。所以最合理的对策，不是驱逐，而是收留；不是打压，而是保护。如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先生所言，对待流浪汉，只要他们没有违法犯罪，政府要么给予其福利，要么给予其自由。这才符合治道，这才是治本之道。
　　退一步讲，若无福利，有自由也好；而今的问题却是，那壁垒森严的锥阵，将流浪汉暂住的自由，挤压在10厘米的间距之内，锥与锥间，仅能容纳一只脚，连伫立一刻都十分艰难，谈何栖息。在此恰好构成了一种反讽的对照：以前，贫者无立锥之地；现在，赤贫者（流浪汉）无立足的自由。从立锥到立足，中国前进一米，普罗的命运则后退一丈。
　　水泥锥尖在黑夜闪耀寒光，天桥之下不再响起流浪汉的鼾声和梦呓。只是，这个城市的容貌焕然一新吗，文明的指数突飞猛进吗？就像判定一座城市的文化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文化广场，而是看它有多少文化人和人文书店，判定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权贵，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民众——譬如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