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有价，英雄无名
　　
　　
　　“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还有与吴斌同城的“最美妈妈”吴菊萍，这每一个“最美”的背后，都隐藏了一个忧伤的故事、一个残缺的中国。
　　吴斌舍身救人之前，只是一个平凡的司机，犹如张丽莉舍身救人之前，只是一个月薪千元的临时工。但是，事发后，显赫的荣耀如钱塘的潮汐，吞没了他们的肉身和魂灵。假如吴斌泉下有知，也许他会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不知所措：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追授吴斌“杭州市见义勇为勇士”称号，浙江省人民政府追授吴斌为省劳动模范，中国交通运输部授予吴斌“爱岗敬业驾驶员楷模”荣誉称号，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吴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有一项荣誉甚至引起了争议，即浙江省人民政府所追授的“革命烈士”。有人问：吴斌革了谁的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什么贡献？和平年代，怎么还有革命和烈士呢？
　　这里有一个误会。不知是浙江省政府搞错了，还是媒体搞错了。如今，已经不兴叫“革命烈士”。执政者深知现时代的政治特色，故有意淡化、告别“革命”，而直呼“烈士”。2011年8月1日，《烈士褒扬条例》施行，取代了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单看条例的名目，便可知其中的变迁。
　　那么，吴斌能否被授予烈士的荣誉呢？据《烈士褒扬条例》第8条第二款，为了抢救、保护公民生命财产而牺牲的公民，可评为烈士。由此，烈士之争可休矣。
　　除了对烈士之内涵的误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是吴斌配不上烈士的荣光，而是烈士配不上吴斌的事迹——烈士的名目，早已泛滥成灾，有些官员，横死于街头，醉死于酒桌，战死于床笫，甚至淹死于粪池，至少属于“因公牺牲”，运气好一点，还能被评为烈士。烈士的身价因此严重贬值，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从此被植入枯黄的荒草。掺入了三聚氰胺的“烈士”，吴斌不要也罢。
　　这里且容我说开去。为什么烈士之名会落在一些作恶与腐败的官员头上，一来，基于我们的政治传统，要把丧事办成喜事，把灾难化作赞歌，于是需要烈士的红色遮羞布，掩盖权力的丑行和污痕；二来，也许你有所不知，烈士不仅是一种政治荣誉，其后还有经济的考量。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于去年进行了修改，修改稿与《烈士褒扬条例》同时施行。原稿第12条规定，现役军人死亡，根据其死亡性质和死亡之时的月工资标准（若低于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则以后者为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标准是“烈士，80个月工资；因公牺牲，40个月工资；病故，20个月工资”。“烈士”与“因公牺牲”之间，相差40个月的工资，绝非一笔小数目。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被认定为“因公牺牲”，犹嫌不足，一定要拼死拼活，评上“烈士”。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
　　改后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抹平了“烈士”与“因公牺牲”的差距，将一次性抚恤金的标准提高到“（烈士牺牲之）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40个月的工资”。当然，病故的军人，除了“本人40个月的工资”，只能加上“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相比烈士，缩水九成。看来，烈士照样值钱呢。
　　假如烈士的身份不是军人，其一次性抚恤金，依然参照军人而定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排职少尉军官工资”（《烈士褒扬条例》第12条）。除了抚恤金，还有褒扬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倍”（《烈士褒扬条例》第11条）。这一大笔钱，决定了一些官员死后灵魂的归属感和政治方向。
　　这么说，只是就事论事，并非对烈士的英魂不敬。烈士有价，非但不会败坏烈士的情怀与精神，反而是对其光荣牺牲最温馨、实在的安慰。毕竟，烈属要为稻粱谋，他们生活安泰，九泉之下的烈士才能瞑目。再者，我们不必效法“雅尚玄远”的王衍，耻于谈钱，而呼之为“阿堵物”，精神与钱的纠葛，早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烈士与钱的关系，当作如是观。
　　话说回来，吴斌是烈士也好，不是烈士也罢，毫不影响他在我们这些普罗心中的高贵地位。相比官方授予的“烈士”，我更愿意称他一声“英雄”。和平年代，英雄的身影，无须高大，无须壮烈，他只是将职业伦理的光芒，发扬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这样的英雄，始于无名，终将归于无名。然而，英雄无名的背后，是人性的伟大。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