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中教师赵鹏服毒身亡，本是一个月前的旧事（他死于2012年4月27日晚），于我而言，却恍如昨日，近若咫尺。这不止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在他死后一月才姗姗出炉；更因为，像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寻常，仿佛发生在你我的身侧，触手可及，让我们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隔膜。自杀的赵鹏与我们的距离，犹如你与正在阅读的这些文字的距离。
　　更大的悲剧在于，赵鹏不堪生存之累，企图一死了事，然而他死后，若泉下有灵，可知其魂灵所背负的争议之重，远甚于生前。这里我们且钞一遍他的百字遗书：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我并不恨这个地方，毕竟是我自己选择来到了这里。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儿子以后怎么活，仅希望学校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母子。”
　　除了在医院当临时工的妻子，不足两岁的儿子，还有房贷，十余万的债务，以及在东北的贫家与苍老的父母（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些重负，摧毁了赵鹏的神经，导致他在三十而立的盛年决然自戕；同时构成了他死后遭遇批判的理由，他被斥为“懦夫”的罪证。在批判者看来，哪怕赵鹏之死并不完全是规避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是力图以其一死，换来政府的救助与社会的关怀——如其遗书末尾所苦苦祈求的那样——但是，这甚至不是生命的交易，而近乎为与魔鬼的赌博。诚然，赵鹏死后，馆陶县政府“初步答应”将其妻子转为正式工，馆陶县一中表示会给赵鹏父母“一定数额的抚慰金”与赵鹏儿子“一定数额的抚养费”，至于“初步答应”、“一定数额”等官话的内涵，却语焉不详；而且这些承诺的兑现，终须要仰赖他者的眼色。赵鹏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机遇，寄望于权力的温情与施舍，这说到底还是一种逃避，是怯懦的表现。
　　死后被视为懦夫，生前则忍辱负重，与苟活无异，这是何其凄然的人世，令赵鹏在生死之间取舍两难？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无论生死，都备受责难，那么，问题可能并非出在此人身上，而是他所置身的时代与国度，出现了病变，不再适合正常人生存。
　　明确了这一点，可见斥赵鹏为懦夫的批判，实在是一种苛责。这相当于将一个世道的苦难，强加于一人头上，此时，有谁能肩起黑暗的闸门呢，有谁能虽千万人吾往矣呢，勇士与圣贤终归寥若晨星，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往后退缩，怯懦是他们的天性，正如沉默是他们的宿命。
　　不是说不能批评赵鹏，而要看你拿什么来批评。老话说：“《春秋》责备贤者”，春秋大义，适用对象仅限于圣贤，用在赵鹏之流身上，显然是大炮打蚊子，蚊子尚未打死，还浪费了道德的炮弹。对此，纪晓岚早有明言：“《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这一哀、一悯，才是批判者的正道。丧失了哀悯的情怀，大义必将冷血。
　　由赵鹏的生死，我想起古代的文人，常被讥嘲“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近人洪允祥（浙江慈溪人，慈溪四才子之一）批道：“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醉余偶笔》）我一度深以此说为然：书生意气，一死何益，死易，生难，不如忍辱偷生，能做一分事功，便做一分，能日拱一卒，便拱一步。后来才渐渐明白，山河变色之际，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大多人根本不会生出一死的觉悟和勇气；而且，百无一用是书生，洪允祥却以“拼命做事”来评判他们死亡的重量，毋宁是以大义责人，这些人与赵鹏一样，的确是“没中用人”，他们的自杀并不能为这个世界，甚至为其家人增益什么，然而，退一步讲，纵令他们苟活，何尝有益于世呢？在大义的标尺之下，“没中用人”生也好，死也罢，都难逃炮灰的厄运。
　　批判比“了解之同情”更容易，批判他人比自我批判更容易，道德批判比其他批判更容易。于是古往今来，“《春秋》责备贤者”演化为“贤者”用春秋大义来责备我这样的小人。殊不知，小人之为小人，正与大义无关。大义的批判，最终却掏空了大义的内容；道德批判的结果，是一个社会道德水位的下降。所以，“贤者”更应该铭记一句话：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
　　抛开大义，让我们设身处地，置入赵鹏的语境，让我们以温热的心灵，感触赵鹏冷却的心灵，也许我们会发现，赵鹏敢于一死，足以证明他不是懦夫，他只是绝望了，绝望于世变日亟，绝望于大义横行，却民生多艰。他的死不是逃避，而是对这个腐坏的世道最壮烈的抗议。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