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读新闻，像我这样的山野村夫，压根不知有一个政府部门叫“机构编制委员会”。经体制内的朋友介绍，才晓得其并非冷衙门，掌握实权，门庭赫赫，可令处长低头，科长折腰。其权力的核心，盖与一个词有关：编制。
　　编制为何物，重量几何，还得以新闻为镜鉴。先说稍远那一条。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的语文教师张丽莉舍身救人，被誉为“最美女教师”。她的伤情，牵动了这个国家的神经；她的身份，则撕开了这个制度的脸面：如此优异、敬业、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执教五年多，还是临时工，徘徊在编制的门外，没有医保，千元月薪，寒酸之极。其实，有编制也好，无编制也罢，对张丽莉的爱心形象，并无损益；反过来讲，张丽莉未入编制，却构成编制之耻。当编制的面目，不再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是拒“最美女教师”们于千里之外，它作为体制的轴承，已经僵化、衰老，不堪重用。
　　体制运转滞涩，早已不是秘密，相应的改革，却如老牛破车行于古道。从2008年起，作为试点，山西开始事业单位改革，第一步是清理，至今裁撤事业单位1237个。仅就山西农业厅来说，其治下49个事业单位，撤销了4个，编制减少了32个，只是，最终并无一名员工因此下岗。事实上，整个山西省，“没让一个人下岗，没让一个人的利益受损”——改革者如是说，甚至以一种洋洋自得的口气，实在叫人苦笑不迭。
　　精简了单位和编制，为什么无人下岗呢，原来所裁汰的编制，都是空编。如山西省农业厅的驻京办事处，十多个编制，只有办事处主任陈庆云一人在岗；其宣传中心，18个编制，却有8个空编，持续两年多。如此情况，在山西比比皆是——也许，放之中国而皆准呢。
　　这就是编制政治的困境：一方面，是张丽莉这样的优秀人才，欲进编制而不得；另一方面，却是许多编制，空有其位，而无其人，行政资源被闲置、浪费。后者，可谓“朱门酒肉臭”，前者，可谓“路有冻死骨”。
　　假如仅仅是编制闲置不用，我们的愤怒与忧虑还不至那么严重。问题在于，有些地方，编制被侵占，侵占者从不在岗，换言之，那些蛀虫在吃空饷。这一点，山西依旧是受难的重镇。吃空饷的人，级别高达副县长；吃空饷的时间，长达15年。
　　编制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与利益之争。张丽莉为什么拿不到编制呢，恐怕不仅因为体制的狭隘与势利，狗眼不识英雄；还有可能，原来属于张丽莉的编制，中途被截留，落在了校长或县长的亲友头上，哪怕他们从来不去学校上班，数倍于张丽莉的工资和福利，每月却按时呈上。
　　所以，我们说编制改革，要义有二，第一要打破僵硬、窒塞的权力体制。编制是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谬种流传，而今呈现为僵化的制度和思维——编制的过程，就是将一个人的身体与头脑都纳入整齐划一的体制化的过程——与市场时代的自由竞争之间的冲突。虽然不能说编制之内，再无竞争，然而，一旦你进入编制，会发现其中的竞争压力，远远小于其外。编制犹如一道防火墙，隔出了计划与市场两个政治时空。编制内部，并无自由平等可言，而近乎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每一个有编制的人，都是一块革命的砖头，一颗政治的螺丝钉，须得各安其位，你想往上爬，只能等到上面的砖头、螺丝钉退休，或者因差错而被剔除，纵然他是一个庸才，你是一个奇才，你的能力胜他百倍。质言之，编制社会，是等级社会，秩序与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社会，长此以往，必然僵化生锈。编制改革，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锈迹斑斑、死而不僵的体制，以及闭关自守的体制化思维。
　　第二点要义，则必须打破权力者对编制的垄断。以吃空饷为例。那些霸占编制而从不履职的吃空饷的人，大多都有其权力背景，非王即侯，非富即贵；普罗如你我，不消说吃空饷的蛋糕，就连一星蛋糕渣，都可望而不可即。张丽莉的遭遇，便是明证——当然，如今她成了楷模，被推上神坛，不久的将来，必将被赐予一个编制，以为补偿。这听来何其反讽。尽管她进入编制，却不能改变残酷的现状：编制是权力者的禁脔。除非将禁脔打碎，否则，张丽莉与编制的关系，只可能取决于命运与权力的脸色。
　　我所经历的编制故事，不妨写在最后。数年前，我曾在一家媒体卖命，如你所知，这年头的媒体，其人员构成，皆有编制与外聘之分，我是外聘，属下有一位兄台，则在编制内，故每月发薪，瞥见他三倍于我的工资单，想起我三倍于他的工作量，只能一声叹息。编制虽不是铁饭碗，却是金饭碗。此外，有编制的人，在政治方面，似乎格外受领导垂青。我们那部门，遇到与政治有关的写作任务，领导一般都直接吩咐这位兄台提枪上马，自然，我乐得逍遥。不过由是我知，编制不仅是一道身份之墙，还可能是一道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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