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样的吃货而言，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实在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不仅要与记忆作战，与想象力作战，还要与在嘴角蔓延的口水作战。其播出时间，为每晚十点半，看完节目，临近午夜，这个时间点吃夜宵，最易发胖。当我犹疑不决之际，低头瞥见日渐肥沃的肚腩，只能牙一咬，骂两声陈晓卿导演，翻身上床，任残存的口水打湿枯涸的春梦。
　　当然，《舌尖》的走红，不止因为，它让一个国家流下了饥渴的口水，它重塑了中国人日渐麻木的味蕾。还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对童年的回忆，令我们闻到了传统文化的淡雅与清香。更有甚者，有人将它升华到政治的高度：“《舌尖》是最佳爱国主义教育片，没有之一，更戳人心窝子的是把食物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传承结合在一起……”——需要何其伟大的想象力，才能将《舌尖》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犹如将狮子头与自由主义，将回锅肉与保守主义，将麻婆豆腐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
　　这自然会引来批评。舌尖归舌尖，爱国归爱国，何必捆绑一处呢。我们生在中国，公共生活，已经是无往而不在政治的禁锢之中；私生活的大半，已经被政治侵蚀而变形；那仅余的一小半，如餐桌、食物，若再加入政治的佐料，我们吃起来，恐怕舌头要沉重如山，喉咙与肠胃，都沦为主义的战场。若以爱国主义为基点，日本料理与意大利面，不能再吃了；肯德基与麦当劳，须当驱逐出境；我们的嘴巴，必将成为地沟油炸出来的油条与黑心猪肉、注水牛肉的天堂。
　　十年前，王怡先生写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有人叫好有人骂。此文的大多论断，如烟属于个人主义，酒属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者不该吃席菜等，我都不能认同，更不必说践履。不过，我十分赞赏他的立意，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气质。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普及而言，身体力行的意义，并不弱于高头讲章。
　　由此而论，如果我们能够澄清、拓宽爱国主义的概念，那么在舌尖之上，追寻爱国的味道，也许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爱国主义在中国，从被神圣化，到被妖魔化，仿佛发生于一瞬。它被神圣化有多高，被妖魔化就有多深。我们常见人引用西哲之言，如“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奥斯卡·王尔德），“我惟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巴尔加斯·略萨）。然而我们却忘了，这些话都有其时代背景与政治语境，如秘鲁作家略萨，一生纠结于政治与性爱两个极端之间，他一面将双人床视作祖国，另一面却警告读者，不要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前者是孕育暴力的温床，后者是一种健康的情感：“祖国不是旗帜，不是国歌，不是关于民族英雄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祖国是几个地方，几个人，他们居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是勾起我们怀乡的感伤。祖国是一种温暖的感受：无论你浪迹何方，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回去的家。”
　　说到底，我们谈爱国，眼中始终有一重意识形态的阴霾，即将国家与政府视为一体（有些国家，推行党国体制，国家、政府、执政党便化作了“三位一体”）。我手上有一本书，傅国涌先生编《追寻律师的传统》。其最后一编的名目便是“政府等于国家吗”，这在1930年代是一个问题，如今依然是一个问题，不能不叫人感到悲哀。正如对古人而言，“国家兴亡”异于“天下兴亡”，对今人而言，爱国家并非爱政府，批评政府同样是一种对国家的深沉的爱，这些常识，构成了我们谈论爱国主义的起点。
　　不必将爱国政治化，我们爱国，还可以表现为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河川，爱中国的汉字，爱中国的人情，爱中国的美女与美食。甚至，单是对美食的深爱，基于一种“舌尖爱国主义”，使我决定，此生不弃这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国家。
　　常见的爱国主义，不是被权力绑架，便是被世俗滥用，有一个说法叫“床上爱国主义”，可为明证。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沦陷区的好汉气不过，跑到日本妓院，点了一名日妓，狠狠发泄了一通，回去后四处宣称“为国争光”，这便是床上的爱国主义。爱国至此，难怪有些人不愿与爱国主义者为伍了。
　　写到这里，我渐渐有些担心，我的朋友八爷，有意去东莞拍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这会不会引起一番关于“床上爱国主义”的争论呢？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