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凶杀案，如今才宣判，这是令人惊异的一点。更惊异的是案情。重庆石柱县的小学教师、擅长舞文弄墨的余小文，挥斧杀害了岳父母后，在墙上刻字留念，声明自己何故杀人，还写下了《小春风》、《生死绝句》、《回忆》三首诗（中国新闻网2012年4月25日）。可惜这些诗，湮没不彰，辜负了余小文煞费的苦心。杀人留名，大抵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意思；若作诗，一来发泄胸中的怨气，二来，则寄望于血案的影响力，助诗名传诵一时，此前只拥有两个读者的作品，而今却风行为万众的谈资；若能流芳百世，那实在是国家不幸诗家幸。
　　不知余小文此举，是否缘于武侠的刺激。虽说李白笔下的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但是，在古代中国的侠义、公案小说和话本当中，颇有一些侠客，路见不平，拔剑杀人，然后留下姓名，或者象征自己身份的信物（如梅花针、金钱镖、白玉老鼠）；假如有诗才——尤其是小说作者喜欢作诗，常常借小说人物之口而放纵诗情——的话，那么饱蘸死者的鲜血，题诗于壁，对于侠士性格的美化，豪情的张扬，正具升华之用。
　　这样的轶事不胜枚举。我手边有马舸《玄门劫》，王近侠夜闯乔宅，杀了乔三，在墙上题诗道：“偶憩槐树下，闻贼实可杀。千里跑死马，不负王近侠。”最后一句，一举两得。
　　幼时听单田芳先生的评书《三侠五义》，记得白玉堂杀人题诗一段。查石玉昆原著，当在第四十一回，白玉堂夜入皇宫，杀了万寿山总管郭安，在忠烈祠西山墙上题了一首五言绝句：“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小说家还加了一段评语：“词语虽然粗俗，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包括不遗。”
　　这两首，都近乎打油诗，不过却符合小说的情境。试想，杀人题诗，都是一时兴起，信手涂鸦，谁会苦吟如贾岛，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呢。故这等诗，实在不必讲究平仄韵律，朗朗上口即可，关键是那种豪气与浩气，要溢于文辞，直击人心。如“千里跑死马，不负王近侠”，便是上佳。
　　更出名的一首题诗，来自《水浒传》。与杀人有关，不过不是杀人过后的即兴写作，怨气郁结于心中，数日后，借酒兴，才挥发而出。这期间，有所沉淀，故其笔意，更多曲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夜奔梁山，在朱贵的酒店，“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如“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等，置于王近侠、白玉堂的写作语境，便不伦不类。
　　既然说到《水浒传》，那就不得不说武松血溅鸳鸯楼后的杰作。月光之下，他一口气杀了十数人，连刀口都砍缺了。同样是“白粉壁上”——施耐庵钟情此物，正有深意，用墨汁也好，鲜血也罢，写在白色的物质之上，其反差何其凌厉、激烈——“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这不是诗，却胜似万千诗。且看金圣叹批注：“奇文。奇笔奇墨奇纸，定然做出奇文来。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看他者字也字，何等用得好，只八个字，亦有打虎之力。文只八字，却有两番异样奇彩在内，真是天地间有数大文也。依谢叠山例，是一篇放胆文字。”
　　说是奇文，却也不奇。将“杀人”与“打虎”并论，乃是侠义之士惯用的障眼法。虎狼害人，人人得而打之；奸恶之徒，人人得而诛之。问题在于，武松所杀的人，是否尽是恶人呢？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陷害他，死在他刀下，并不冤枉；那些丫鬟，以及张都监曾向武松许诺“与你做个妻室”的玉兰，与他有什么宿怨深仇呢，却不幸沦为冤魂。武松滥杀无辜，非但没有引来道义的责难，反而在正义话语的激扬之下，形象愈发高大，暴行愈发快意。可叹玉兰等无辜者，在武侠世界的价值体系，命运如炮灰一般卑贱。
　　武松杀完人后，道：“我方才心满意足！”金圣叹评：“六字绝妙好辞。”杀戮的诗学，在此呈现了最黑暗的一面。杀人——哪怕所杀之人，确为恶人，杀人之举，确为行侠——而题诗，可谓一种伦理化妆术：用诗歌的韵脚，化解满地的血气，用正义的话语，掩蔽暴力的狂欢。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不论是苦难，还是正义，一旦被诗化，恰恰可能因为，苦难与正义本身出现了危机和裂纹，需要诗学的彩妆进行美容。
　　从武松到余小文，杀人的诗学，从未断裂。不过，对比结局，可知时代终究在进步：沦为杀人机器的武松，后来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至八十善终；余小文则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