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饷”的国粹
　　
　　
　　“吃空饷”一事，如家常便饭，古今都不鲜见。若在今日中国，成其为新闻，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至少是县一级的官员带头吃空饷，或者是上百人如吃大锅饭一样共同吃空饷，前者如山西省文水县原副县长王辉，这叫吃出了级别；后者如浙江省永康市，近两百人共吃，这叫吃出了规模。假如不是这两种，任你怎么贪吃，在执政者眼里，不过是九牛一毛，懒得过问；在民众看来，吃空饷则是权力者的专利，他们欲过问，有心却无力。也许正基于此，吃空饷与刑讯逼供、干爹现象、太监政治等一道，作为中国传统特产，或曰国粹，千百年来屹立不倒。
　　古时的吃空饷，大抵可分两块，一块在军队——“饷”者，最初便指军粮及军队的俸給；一块在官场。军队吃空饷，世代相传。不必远溯汉唐，从宋朝到民国，这一千年来，哪一朝的军队没吃过空饷呢。这其间，当以明末与清末最为泛滥成灾。明朝开国，朱元璋施行屯田制，军旅用度，自力更生，号称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可惜，至王朝末年，太祖的豪言，化作了华丽的牛皮。军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只能虚报兵额，冒领粮饷。袁崇焕诛毛文龙，向崇祯皇帝禀报毛的罪状：“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明史·袁崇焕传》）士兵只有四万七，却报十万，这空饷，多吃了一倍。然而，毛文龙被杀后，袁崇焕担心其部下生变，不仅不予减饷，反而将饷银增加到十八万，这是不是将吃空饷合法化了呢？
　　还有更经典的一例。毛文龙吃空饷，被袁崇焕举报。吴襄吃空饷，却主动向皇帝坦白：“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吴襄是吴三桂的父亲，曾担任辽东总兵。虽然他口口声声“臣罪万死”，心里却清楚，皇帝并不会因此惩罚他，砍他的脑袋，因为军队吃空饷毋宁是当时的潜规则，犹如拉帮结派是官场的潜规则一样。关键在于，你吃空饷不能吃过了头，三余万兵，报八万，如孙承宗五万兵，报十一万，毛文龙四万七兵，报十万，依此比例，便不为离谱，执政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朝的军队吃空饷，蔚然成风，甚至还吃出一个名目，曰“荫粮”。依大清军制，分八旗和绿营。绿营是汉兵，自然不及八旗尊贵，同一军阶，其待遇还不足八旗的三分之一。据《清实录》，光绪二十三年，议裁长江水师，理由之一是水师“口粮亦较绿营为优”，由此愈发可见绿营待遇之低，常被拉出垫底。因饷银菲薄，绿营吃空饷，便有了合理性与急迫性。彼时有一个说法叫“荫德”，指先辈遗下的德泽，与其相应，吃空饷则美其名曰“荫粮”。这犹如将一项弊政包上了合法的外衣。军队与执政者，就此沉入一场甜蜜的骗局。
　　再说官场的吃空饷——其实无甚好说，因为与今日官场的吃空饷大同小异。我现居浙江宁波市，其治下有鄞州区，以前叫鄞县，明末清初之际，有一个叫林时对的鄞县人，谈崇祯朝官场与军队的怪象：“余在长安，班役多窜籍三大营，冒名支粮，每月支三四石，遇操期则值人画卯耳，谁为综核清汰之者？南阳不可问，盖积蠹使然，匪伊朝夕矣。以故甲申寇至，倩街巷穷人守城，人给黄钱三十文。所放铳砲，不置铅弹，惟空响……”（《荷牐丛谈》）“空响”对“空饷”，正相映成趣。吃空饷的“班役”，横跨政军两界，这等社会蠹虫，堪称“两栖动物”。
　　绕开清朝的恶行，且说民国一例。江西大余县警察局，因吃空饷案发，本来，正式警官和警员只有123人，上报的名额，却达255人之多，浮报与实有的比例，堪比明末军队吃空饷的成例。而且，这些空饷，发到大余县警察局，并未落到警员头上，而被局长郭焱冒领后折价变卖。调查此事的江西省高等法院大为震怒，斥道：“系该员糊涂抑或是胆大包天？浮报人数竟超实有，实属罕见。”这是1943年的事，因时值抗战，案件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这一幕，置于今天的官场，只道是寻常。
　　纵论古今，吃空饷的原因，不外乎贪渎，贪欲与利益共生，像清朝的绿营那般吃法，当是异类。至于吃相，或者是领导吃独食，或者是领导先吃饱，下属再分一杯羹，这对吃空饷的本质，影响不大。可议者，在于吃空饷的方式，第一种，如古代中国最流行的那样，虚报名额，冒领饷银；第二种之代表，如浙江永康市，竟然以请长假的方式来吃空饷，有一位胡老师，从1989年11月开始请假，一请就是23年，这23年来，地方财政一直给他拨款发薪，据《永康市在编不在岗人员自查情况结果通报》，吃空饷的192人里面，像胡老师这样，请假时间在20年以上，共有3人；请假时间在10到20年之间，共有8人。相比之下，前一种“空饷”，空的是人；后一种“空饷”，空的是事，缺口在事权（编制），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制度性空饷”。因为前者是人在作弊，后者不单是人在作弊，连制度都在作弊，权力都在异化。人作弊，犹可治；制度作弊，除非推倒重来，否则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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