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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读书目》,刀尔登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
  
  
  我对“必读书目”之流一向不太愿意恭维,不管所开的书目出自何方神圣之手。盖一个“必”字,折射了神圣们的自负和虚妄。这人间世并无什么必须要读的书,包括以发行量之巨著称的《圣经》与毛选,儒教徒未必愿读前者,犹如自由主义者未必愿读后者。假如一定要找一本必读书,恐怕只能是字词典。故我的案头,惟有一书一年四季雷打不动,即疑似盗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话虽这么说,我却难逃“必读”之劫。前些年,有人开书单,名曰“大学生必读的十本书”,将我的处女作《从黄昏起飞》纳入,惊出我一身冷汗。这十本书并列,相互之间毋宁构成了侮辱。譬如我的书侮辱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有些书则侮辱了我幼稚而真挚的写作。且这些书,并无一本需要大学生必读。如果他们要读《论语》的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显然过于古奥,倒是杨伯峻《论语译注》更适合发蒙。
  “必读”令人反感,“不必读”却令人欢喜。因为,就我们生存的时代而言,烂书的数量,远远多于好书,假如出版界在生产十本烂书的同时,能生产一本好书,作为读者,我自觉赚了。读烂书自然是浪费时间、金钱与视力,若有人以“不必读”的名目制作烂书榜,实在功德无量。
  刀尔登先生这本《不必读书目》,所论皆为古书,不过他针对的不是烂书,而是烂人,以及偏见,乡愿,褊狭的视野,鄙陋的风俗等。譬如他说不必读《老子》,因为“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第18页);不必读《孙子》,因为“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第34页);不必读韩愈,因为“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第69页)……这些话,皮里阳秋,更多是在嘲讽现代人呢。
  不读西游一文,前半篇文章,却不涉《西游记》半分,而针对“这个前言盛行的时代”——我读到这个高超的命名,差一点拍案而起。好多书,内容本来是一流,因一篇三流的前言,败了读者的兴致而被弃若敝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数十本书,共用一篇总序,此序虽是名家所撰,长达数十页,却无几分干货,平白耗费纸张,徒增书价)。刀尔登说:
  “……敬爱的读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样,屡次遭受这样的伏击,满怀希望地打开一本书,先读到的,却是长达几十页的前言之类,等我们把它读完,精神和身体都下垂了,心里沉甸甸的;本来是想跳到欢乐的马背上驰骋一番,结果变成了驮夫,要给——据说是——自己的精神,运输一大批救济品。这类前言,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同样糟糕的,是他们预测到我们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内容,哪种品质,而发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这些所在,用各种大义,统统闷死,使我们一旦读到该处,心中涌起的不是欢乐,而是沉痛了。”
  说到底,“不必读”云云,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而是今人的问题。若你读罢《不必读书目》,即不再读那些古书,你就陷入了刀尔登所预伏的陷阱,沦为他批评之刃所凌迟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不必读”,反成了一种“必读”,当你祛除了眼中的阴霾与心头的陋见,便可能生出对那些书的热爱,并读出它们的微言大义。
  刀尔登画蛇,我愿添足,就他所论的“不必读”,列一些不必读书目。如《论语》,南怀瑾、于丹之流的“别裁”、“心得”等,的确不必读。如《孙子》,今人以官场、商场、职场之炉,煮出的孙子兵法心灵鸡汤,的确不必读。再如《公羊传》,今天一些一身妖气的公羊学家与指鹿为马的政治儒学家们的高论,大抵更不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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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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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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