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五年来，每年的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会像幽灵一样飘荡于我们春暖花开的视线。对他的纪念，俨然是一种时髦；评估他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水位，俨然是文化界的核心议题。如在今年，他的遗孀亲自出场，谈“王小波的意义”。可惜这篇八百来字的文章，除了拉虎皮，便是抱怨，王小波的意义，升华为一个苍白的符号，像一弯冷月，高悬于苍穹，距离人间世的读者越来越远。这让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自诩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W兄的一个论断：其实李银河并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与王小波朝夕相依数十载，哪怕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李银河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王小波作品的读者。
　　我十分欣喜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爱戴，正如我十分反感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神化：从“王小波门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势头，假以时日，这世间也许会生出一门王（小波）学，与鲁（迅）学、钱（锺书）学、张（爱玲）学等显学一样，沦为学术界趋名逐利的工具、勾心斗角的噱头。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化王小波，正构成了对他本身以及他所发扬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说，我更爱他的随笔，或曰杂文。其杂文写作，若论谱系，可上溯到胡适，而非鲁迅（鲁迅的杂文，主旨是战斗，胡适的杂文，主旨是说理）。这一脉的书写，第一是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绝非贬词，千年中国，最缺常识，故愈发衬出了常识言说的可贵；第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理路；第三是传承自由主义的香火。当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优于胡适；说理的趣味，胡适更远为不及。这里且多说两句。胡适的才情，在他活跃的时代，不如陈独秀、二周多矣，他的文字，读来如饮白开水，然而，因其说理通达，反而映出文字的通达，如秋月华星，如江河浩荡，周策纵说胡适的行文“平情顺理，清浅流丽”，正是不刊之论。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写作——此言同样适用于王小波，我以为，以他的才华，其文字表达，完全可以鸿笔丽藻，美轮美奂，只是，为了说理的便宜，他弃夏花而取秋叶，摒弃浮华，归于平实。
　　我读大学那些年，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度是我的枕边书。它与《胡适文存》一起，让我领会到了文字的自由属性。文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相辅而相成。自由的言说，往往都是大白话，让引车贩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读来毫无滞障。相反，宣扬邪说谬论，有时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若非如此，怎能掩饰漏洞，蛊惑公众呢。自我读过胡适与王小波之后，便生出一大偏见：假如一本书读来艰深晦涩，满纸都是玄关，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作者并未将事理完全消化，故只能蒸出夹生饭；或者，作者企图发扬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这两点，都指向说理的重要性。胡适与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就是教会我怎么说理。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印证了他的作品的失败。假如我们能将他忘却，能越过他的精神尸骸，那时，我们才能与他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是非颠倒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了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他何尝想过当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