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欲作一篇论陈布雷的大文章，读了近百万字的史料、日记、回忆录、评传等，却发现并无什么好说，只好将读书札记敷衍成文，聊胜于无。后刊于《同舟共进》杂志，有删节。转载请注明出处。】
　　
　　
　　汗漫学屠龙，绛灌学屠狗；屠狗位通侯，屠龙不糊口。
　　——景耀月《读史感言》
　　
　　
　　陈布雷的另一面
　　
　　相比蒋介石，陈布雷的形象更能代表宁波人：矮小、瘦弱、眉目清秀，斯文而聪慧。他的家乡慈溪，毗邻绍兴，他后半生所从事的工作，近乎为绍兴师爷，只是他的性情，有师爷之谨小慎微，而无师爷之刁滑奸诈。如王芸生所回忆：“陈为人谦和拘谨，待人接物，向无疾言厉色。每见陈为蒋侍座，低眉垂目，敛手侧座，必有询问，才答数语。那种恭谨严肃的样子，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这种恭谨，或如左舜生所言的“极端谨慎”，杨玉清所言的“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身处琼楼最上层的陈布雷的自全之道。
　　陈布雷自视为何呢？他的回忆录里，说及自身，总是一片谦辞。他对自己的定位，我印象最深的一则，是“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草草劳人”一说，源自《诗经》，原文为“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草草”者，忧心也。他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甚至死于忧患，自谓忧人，当无不可。他还说：世人视我为愚人、庸人、妄人，或者批评我孤僻、骄傲，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这是我的短处，是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的一种习性而已。换言之，蒋介石在他五十岁生日之时所赠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乃是他的局限，而非他的志向。
　　读他的回忆录，才深深明白他的苦衷。原来在中老年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青少年的陈布雷；在幕僚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报人陈布雷；在那个恭谨、衰弱如荒烟蔓草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负气、疏狂、濯污扬清、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下笔风雷的陈布雷。究陈布雷之本心，他更愿意做哪一个呢？他这一生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他想做哪种人，走哪条路，大多时刻都不由自主。这一半是因他陷入了时代与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激流漩涡而无法自拔，另一半，则因他的性情之柔弱，不得不迁就某些外力，反过来，外力如千钧重压，令他无以挺身，他的心灵在重重禁锢之中愈加柔弱。中年后的他，就像是一片摇曳于政治寒风之中的秋叶，他的命运完全托付于他所献祭的事业。
　　晚年的陈布雷有多么萧索，少年的陈布雷就有多么昂扬。1900年他十一岁，开始读那个年头最新潮的《时务报》，“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十四岁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同年10月，父亲令他参加慈溪县的童子试，他心中十分不愿，却不敢违命，于是去考场敷衍了事一番，结果，151人应考，他排在第151名，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他不服，去参加宁波府的第二场，最终高中第一。从榜尾到榜首的颠簸，正可见他的少年心性之蹈厉奋发。从宁波回家的路上，风雪交加，父亲的朋友孙以文对他说：“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奋。”三十多年后，他还清晰记得。
　　中年后的陈布雷一向谨言慎行，侍立于蒋介石身侧，像一副布满尘灰的静物画。殊不知他极具演说之才。十七岁那年，他在宁波府中学堂读书，开同学会，以学生新道德为题，他登台演讲，想来是过于尖锐，而为守旧的同学所嫉恨，为随后的学潮埋下了引线，他竟因此被迫退学。1912年3月，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他是最早一批会员，开成立大会那天，他与徐家光、林斗南等人为选举事宜展开激辩，相持不下，连张申之主席出面调解都不得。赵林士（赵家艺，曾担任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后的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是陈训正）夸他的辩论术大有可为，然而其他人却认为他过于倔强，过于恃才放旷。据他回忆：“余斯时年少气盛，自视若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会集，辄自登坛，好评骘人，尤力诋彼时学法政者之志趣卑下，至谓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以此甚招当时父老之忌。”此处需交代一点，民国初年对法政及其教育的重视程度，相比今日并不遑多让。1912年，浙江一省，就有七所公立与私立法政学校，律师事务所的招牌，甚至比酒店还多。在陈布雷看来，政府的管理跟不上，则难免泛滥成灾，故他要极力抨击。
　　陈布雷有一个老师，姓冯，名幵，字君木。此人的名头虽然不如其弟子陈布雷、沙孟海等人响亮，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与陈训正（屺怀）、应启墀、洪允祥并称“慈溪四才子”，这陈训正，正是陈布雷回忆录里无处不在，堪称他这一生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的“大哥”。陈布雷的四姊，于1912年嫁给冯君木当继室。所以陈与冯的关系十分亲近。冯君木见陈布雷锋芒太露，便教导他说，“少年时炫露才华，只自形其浅薄”；而且，陈布雷的身体一向不佳，如果奔走政治，用不了数年必将过劳而早夭，努力学问，才是正途。这是对陈布雷的当头棒喝，他三省其身，从此不在公共场合轻易发言。
　　可惜，冯君木的话，陈布雷只听进一半。他学会了缄默，学会了隐忍，却没有学会如何在兵戈扰攘的乱世独善其身，独立支配飘零的命运。冯君木谆谆告诫他不要涉入政治之河，他却在三十八岁那年，不远千里，从上海到南昌，见蒋介石，入国民党，一头扎进了政治的不归路，至死无力回首。
　　
　　分裂的报人
　　
　　“慈溪四才子”中，陈布雷与陈训正、冯君木过从甚密，然而，将他引上新闻之路的向导，却非此二人，而是另一位才子洪允祥（佛矢）。
　　1910年，正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的陈布雷忽发意气，针对铁路国有问题，给名重天下的杨度写了一封信，同时寄了一份给洪允祥。当时洪允祥和陈训正在上海办《天铎报》，于是将陈布雷此信刊出，并勉励他继续投稿。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赏识与鼓舞。由此，“余倾向新闻事业之心益坚”。
　　陈布雷的新闻生涯，可以1927年为分界线，分成藕断丝连的两块。从1911年起，他先后效力《天铎报》与《商报》，同时为《申报》、《国闻周报》、《时事新报》等撰文，此时的他，可谓一个纯粹的新闻人，一个“独立与自由之记者”，虽然有政治倾向，却无政治立场。1927年他加入国民党后，曾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翌年辞职，回上海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党内同志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是，此际之陈布雷，犹如去污浊的妓院走了一遭的良家子，其肉身与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他已经丧失了中立化的新闻立场，成为党指挥笔的政治喉舌，他所写的评论，单从标题来看，如“国军编遣程序大纲”（1929年1月19日）、“编余士兵之遣置问题”（1929年1月23日）等，便可知他在为谁说话，对谁说话。新闻生涯之后期的陈布雷，能否称得上“新闻人”，还是一个疑问。
　　《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所写文章，多为短评，两三百字，宛如投枪。彼时宋教仁在上海主持《民立报》，陈布雷常去请教，宋问他：何以来报界作事？陈答：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也。他一生谦逊，不过此言倒非谦辞。二十二岁的他纵然才华横溢，纵然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其视野、识见等仍稍嫌青涩。如论1911年底、1912年初南北和谈，北方代表唐绍仪被开去资格，他则惊呼“战机动矣”（1912年1月4日），因为“两国开战，以召回公使为决裂之开端”；且他认为，和议之前，袁世凯对于民军，畏之如蛇蝎，忌之如寇仇，和议之后，袁世凯则开始轻视民军，欲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后半句当可成立，前半句纯属误判，袁世凯对民军，有所忌惮，却从不畏，论战力，东拼西凑、四分五裂的民军，哪里是军制严整、武装完备的北洋军对手，袁世凯所畏惧的不是军事形势，而是政治形势。此文结尾，陈布雷鼓吹“吾四万万人犹有一线之羞耻心者，其速战速战，桑榆可收，补牢犹及”。五天后，他撰“袁世凯听者”（1912年1月9日），警告袁世凯“倘不甘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一周后，他撰“不战何俟”（1912年1月11日），呼吁“旌旗飞动，民军行矣。蓄志十年，偿之一旦，健儿此日，其快可知。昕夕兼程，水陆并进，念和议之误国，师到之日，慎毋令袁氏免脱。谨以夜光之杯，满贮自由之酒，山呼雀跃，祝马到功成，共和万岁”——这大抵便是书生论政，纸上谈兵，终将流于空言。
　　陈布雷在《天铎报》，只是小试牛刀。1920年，他重出江湖，任《商报》编辑部主任，这才是他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他撰写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民国要人叶恭绰曾说，如今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北方惟有颜旨微（《益世报》总主笔），南方惟有陈畏垒（布雷）。陈布雷将此言写入回忆录，可见他十分得意于叶恭绰的评语。当然他要谦虚一下，说，论文字识解，在南方，我不如张季鸾，在北方，我不如颜旨微和陈博生。前半句应为他的心里话，他对张季鸾是真心佩服。
　　陈布雷与张季鸾的交谊，始于他主持《商报》笔政期间。二人因辩难而订交，可谓不打不相识。作为新闻人，年长两岁的张季鸾之巨大成就则非陈布雷可望项背。陈布雷佩服张季鸾的一点，即在于后者能在新闻路上坚忍一心，从一而终，而陈本人，虽然曾为新闻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比黄花瘦，最终却被政治的洪流席卷而去，欲回归新闻而不得，空余一声无力的悲叹：他的回忆录里，处处可闻“心在天山（新闻），身老沧州（政坛）”的哀声；他对接任张季鸾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说，自己从未忘情于新闻记者生涯；他的夫人王允默回忆，“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可惜，此情只能成追忆，他至死都是一片惘然。
　　正因对新闻事业念念不忘，所以，当他听说张季鸾北上投奔孙岳，紧忙写信相劝：“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张季鸾回信，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于今来看，张季鸾不负斯言，陈布雷却“愧负死友多矣”。
　　陈布雷曾评论张季鸾的文字：“……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
　　钞这段话，意在作一面镜鉴，以勘查陈布雷的文章。他最重要的作品，集中于《商报》时期。如我以为堪称名篇，足可流芳后世的“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1926年6月13日）、“孙传芳主和之索隐”（1926年8月1日）等。他是江南才子出身，文字清丽、俊雅之极，而且言述之间，有一种雍容不迫的大家气度，令人读来如饮甘泉，相比之下，张季鸾“有感情，有活力”的文字，有时则如烈酒，直捣读者胸腔。从宣传上讲，自然以张季鸾的文章为佳；以作文之道而言，我更倾心于陈布雷。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虽然对三民主义与国民党颇有赞词，却未丧失一个新闻人的伦理与操守。正因心中无私，他议论政局，才能鞭辟入里，笔走龙蛇。他的时论，侧重于说理，而非鼓呼。常常能用一二言语，阐明扑朔迷离的天下局势，如1926年6月，张作霖、吴佩孚北京会晤，陈布雷称他们此前的关系为“卿不死，孤不得安”，此时的关系则为“意气各不相下，而形势各不能相上”，因此才有会谈、合作之必要和可能。然而，张吴携手，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敌人，而且是“假想敌”。故他断言，赫赫一时的传心殿会晤，“不过为将来第四次大决裂之序幕”；传心殿一夕歃血之盟，可为两大军阀预行送葬之礼品。试看此后之历史，张吴从虚情假意的合作，到坐山观虎斗，再到彻底破裂，只用了大半年时间，陈布雷的预言竟一一应验。
　　晚年的陈布雷曾慨叹，写文章并非一件乐事，“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这里的文章，则谓为蒋介石代笔之作。《商报》时期的报人陈布雷，必定不作如是观。那时他在寸纸之上纵论天下，视诸侯角力如群蚁争食，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底隐隐有风雷激荡之声，这种写作是何等凛冽，何等快意。不必说“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孙传芳主和之索隐”等名篇，便是“东南大势之前途”等平庸之作，都是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他那些年的回忆录，决然不同于此前的悲感无端与此后的满腹幽怨，因心态奋发，连身体都康健异常，从1920年底入《商报》，到1927年初辞职，其间他的多愁多病身，只在1926年8月患过一次伤寒。再看他1930年后的回忆录，不是抑郁就是脑病，不是彷徨就是焦愤，他生命的疆土，已经被疾病的叛军所割据称霸。
　　1928年，入《时事新报》重作冯妇，陈布雷已经沦为一个分裂的报人。他的时论，转为政治宣传，以革命救国为立场，以阐述“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为主流。虽依旧“言辞警辟，文采斐然”（芝翁《陈布雷澹泊宁静》），但其立论，一味追求政治正确，框架之下，笔若千钧，再无扪虱而谈的自由与快意。据他回忆，他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因报社只有他和王新甫两个国民党员，其他同事或对革命无信仰，或反党甚烈；他自己承认，此期之撰述，不及《商报》之勇敢，好在“中央诸公”表示了认可。只是，当报纸的读者，不是国民大众，而是“中央诸公”，陈布雷是否对“报人”之职问心无愧呢？
　　1929年8月，陈布雷辞离《时事新报》，此后遥望来时路，却是烟尘漫漫。尽管在陶希圣眼中，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仍然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度”。然而，一朝执掌权柄，他对舆论的态度必然发生了反转。公权力与独立的新闻，从来就不能相容。对新闻的审查与控制，是专权者的通病。作为权力木偶乃至本身就是权力者的陈布雷焉能例外呢。1931年10月1日，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他对舆论界讲话，鼓励全国舆论界“不惮贡献逆耳之忠言”，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能“指摘政府，非难政府，或恣为辩难以窘倒政府为快心”——这二者简直如鱼与熊掌，何以两全？1948年，卜少夫主办、以“天地间皆是新闻，新闻中另有天地”为口号的《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文章，虽然陈布雷读完此文，“觉得也并没有甚么”，他却脸孔一板，建议“少夫兄”，“凡涉及外交及足以损我政府人员之尊严者”的稿件，“务尽量避免之”；“有政治毒素”之稿件，必须审慎处理。
　　此时的陈布雷，已经沦为新闻的敌人。他背叛了青春，背叛了此生的志业，背叛了“每思引退、重作记者”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愧对张季鸾。
　　他死后，李宗仁挽曰：“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杨玉清挽曰：“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二语相反而相成，清晰呈现了潜伏于陈布雷生命幕后的两面与两难。这种分裂，正是那些在文学与政治的千古迷局之中垂死挣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
　　
　　死于政治
　　
　　他的一生如一首枯瘦的诗。这首诗并未写完，59岁那年，他的墨水枯涸了，他的灵魂已经无力投笔。死亡于他，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问号，一个沉痛的惊叹号。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于南京。他的死，一度流变为一桩疑案。依其遗愿，为了避免自杀一事被政敌利用，他建议讣告写成：“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二版发布新闻：“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则将死因归结为心脏病。后因程沧波、邵力子等力主公布真相，11月18日，《中央日报》更正了说法，称陈布雷的死因为“系服安眠药过量”。虽未明言“自杀”，慧眼独具、心有灵犀的读者却很容易读出其微言大义。
　　他的死因，自然不止一端。最大的凶手，无疑是政治。早在1912年，冯君木就预言并千叮万嘱，劝他不可奔走政治，理由是以他的身体之弱，若为政治事务勾心斗角，劳力伤神，恐怕其寿不永。我以为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由，更深层次上，陈布雷之不宜从政，仍在于他的儒生心性，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纵然他的性情，在时代风沙的经久磨砺之下，从少年的激扬转向了中年的深沉，但他那颗纯净、忧患的冰心，至死未变，未能解冻而融入世俗的横流。反过来讲，心若变了，他就不会自杀了。
　　为什么说陈布雷是儒生，而非现代知识分子呢，可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为证。诚然，他加入了国民党，数十年来一直阐释、宣传三民主义，但这于他而言，始终无法构成一种政治信仰。他投身政治，乃是因为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感念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1928年，蒋介石与他谈话，问他愿意担任何种职务，他回答：“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重，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这已经足够坦白。所以王芸生评道：“他（陈布雷）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刻薄一点说，就是“愚忠”。
　　1938年初，国民党开始打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纲领，使主义、政党、领袖成为三位一体，就像今日中国的“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然而这里依然有主次之分，一旦三者出现冲突，便可分出高下。就陈布雷而论，你不能说他不忠于三民主义，不忠于国民党，只是在他心里，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可动摇，领袖就是主义，就是政党，或者说，领袖高于主义、高于政党。他的政治伦理，他的政治信仰，系于人，而非理念。
　　陈布雷的出身与所受教育，涵养了他的身份与心性。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鲁迅、胡适等，他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在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校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之点滴，并不足以改写他的思想背景。他的启蒙者陈训正、冯君木等，从精神谱系上看，皆更近于儒生。这便注定了陈布雷的政治之路，只能蜿蜒于儒家政治学的伦理天空之下（张治中说：“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缺乏远见”）；以及他的死亡，更多是出于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他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
　　中国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穿透了陈布雷的生命。他的回忆录只写到五十岁，然而这五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是生存于忧患之中（如他死前二日自述“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满腔幽愤，跃然纸上，铸就了他的悲剧形象。他的忧，用程沧波的话讲，乃是公忧，“君子有终身之忧”。“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这些话，固然有所誉美，却写出了陈布雷坚守的心志。君子之忧，与他的生命悲剧，相互成全。
　　程沧波另有一言，我十分同意。他说陈布雷的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后世论陈布雷之死，往往将其刻写为一头走投无路的困兽，一个向隅而泣的畸零人。在我看来，陈布雷的死虽为莫大悲剧，却不宜以消极积极论之。死亡的引线，从1927年他饮下政治的毒汁之时就已经伏下。死是一种必然，何时死，如何死，则是一种偶然。我们称之为悲剧，则因陈布雷在一个最悲壮的年头，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死法。
　　当死亡如鲜花凋零一样成为必然，当悲剧的黑幕一层一层缓缓拉下，陈布雷的自戕显得极其平静。他死前一夜，写了十封遗书，上呈蒋介石，下遗副官，连自家亲人，都分门别类，夫人一封，诸弟一封，儿女一封。身后事，在致二秘书的信中，列为十则，详尽备至。其中流传最广的应是呈蒋介石的那两封遗书，不过在我看来，最能折射陈布雷之心性的则是致副官陶永标：
　　“……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陈布雷死前，连区区一个副官的未来都筹划好了，由此可见他的周全和温情，更可见他的自杀之理性、冷静。他并非遭遇了什么剧烈的刺激（史家尝将他自杀的诱因归罪于蒋介石的责难），一时心血来潮，陡然寻死，早在1942年、1943年、1945年，他便数度作自杀之念，并已经有所准备，“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不妨借用雪饵先生的一个说法，他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陈布雷的自杀，则可谓“计划内死亡”。
　　所以说，陈布雷之死绝非一个偶然事件。那些外在的原由，譬如1948年底国运沉沦，令其万念俱灰，以死殉国等，只是外因，却难以主宰他的心魂。不然，你怎么解释，1945年之春夏，抗战八年，胜利曙光隐约可见，举国即将汇成乐观的海洋，陈布雷为什么还要自绝于人寰？
　　李敖认为，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他以死所励者少，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这段读来无比熟悉的论调，像是来自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国民党的过分仇恨，严重蒙蔽了李敖的眼睛，以至他对陈布雷的“自剖”之诠释，充满了政治曲解和偏见。在我看来，陈的“自剖”，无关于政治立场的抉择，而关乎一个儒生，应该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他明知“百无一用是书生”，明知“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明知政治是其肉身与灵魂所不能承受之重（他的夫人王允默曾对儿子陈遂说：“汝父一生辛苦……最苦者莫如置身于政治”），却义无反顾跳入政治之河，二十余载沉浮，一错再错，终不能抽身而出。那么，死亡犹如夕阳，必将落入他生命的西山。他再也未能看到1948年11月13日的太阳。他永远殉葬于黑暗。
　　将陈布雷引上新闻之路的洪允祥，有一段论生死的文字，周作人屡屡引用。洪氏《醉余偶笔》（收入《悲华经舍文存》）载：“《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洪允祥自称）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自杀最严酷的议论，用来批评被政治遮蔽了眼目的陈布雷，也许有些苛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布雷这一死，实在不曾改变什么，不曾救赎什么。他的后辈，依然如一群迷失的亡羊，徘徊于政治的歧路之上。
　　
　　参考文献：
　　《陈布雷集》，陈布雷著，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杨者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陈布雷大传》，王泰栋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2011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