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我和许多朋友，都写过一篇题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文章。批评者认为，这个标题过于危言耸听。我承认，说“每个人”，不免有些夸张；“沦陷”一词，则完全适用于彼时我的故乡安徽省颍上县，甚至还有些不及：我们说一地沦陷，那么此前必有崛起的辉煌，哪怕是刹那芳华，弹指一挥；然而这数十年来的颍上何曾崛起过呢，它就像一匹受伤的老马，陷入了无底的泥沼，每挣扎一次，便往下沉沦一米。
　　写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之时，大抵是颍上最低潮、最黑暗的时期。前后数任县官，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此后我极少回乡，托辞说忙于生计，无暇他顾，但我深知，那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种恐惧与逃避，我害怕看见我的故乡依旧兵荒马乱，我害怕听见古朴的乡音如虚弱的哀鸣。尽管亲友常说，颍上发展迅猛，简直脱胎换骨，你回来一看便知。我返乡的步履，却一再犹疑，有时一两年才愿抬起一次。
　　今年清明，与漂泊于南京的弟弟相约，回乡给一手抚养我们兄弟成人的奶奶上坟。凌晨四点，车至颍上。乘三轮车穿过我生长了十八年的二新街，月凉如水，街巷如旧，我的心温暖而苍凉。温暖与苍凉的原因都是同一个：岁月的时针停止了转动，梦中的故土，几乎一成未变，澡堂犹在，理发店犹在，香油坊犹在，粮食行犹在，就连公共厕所，在昏黄的路灯之下，肮脏、恶臭一如往昔。霎时，我仿佛回到了满街飞奔的少年时代，这个丧家犬还能在漆黑的春夜摸索至久违的家门，这令我无比温暖；但是我多么希望，这破败的街市，能换上璀璨的新装，高堂广厦，重楼飞阁，鳞次栉比，纵使相逢应不识，走上三五步我就会迷失其间，可惜，现实一幕却令我苍凉。
　　二新街属于老城，下午我去城北新区，县政府新址的所在地。转念之间，从旧世界来到了新世界，从中世纪来到了后现代。我历经的城市，数以百计，颍上虽是县，其新区的建设，如规划、绿化等，恐怕大多中等城市都得逊色三分。我终于相信，亲友所言非虚，颍上的确天翻地覆，不过这并非脱胎换骨，旧胎尚在，政府却新生了一胎——城市开发，自然不必讲究什么计划生育了。
　　黄昏时节，友人驱车，陪我参观县图书馆。我读中学那些年，不消说图书馆，颍上连一家像样的书店都没有，新华书店的门槛永远高不可攀，学校边上的书店永远是教辅的天下，惟有一家店，夹在卤菜店与鸡汤豆腐脑店的香气之中，偶尔会进一些过期的《读书》杂志，到我手上，大概要比其出刊日期迟上三月，我依然如饥似渴，边走边读，头撞上了电线杆，脑袋却充盈起来。这回返乡，听说新区建有图书馆，便急急赶去朝圣。不幸的是，还不到六点，铁将军已经悍然把门了。看门口的标识，原来这家图书馆竟与政府机关一样作息，不由令我莫名惊诧。我所寄居的城市，不论是市图书馆还是县（区）图书馆，周一到周五，都开馆至晚上八九点钟，因在白日，许多读者必须忙于劳作，只有到晚上才能过来借书、还书、读书。如颍上这般，他们与图书馆的关系只能发生在短暂的周末。这就不难解释我所目睹的一个细节：一楼借阅室的桌上落满了灰尘，在夕阳之下轻舞飞扬，像一幕反讽的默片。
　　在颍上二日，走亲访友，对房价之高的抱怨与抨击，是老少咸宜的话题。新开的楼盘，已经飙升到四千；然而恰在半月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其官网发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这俗称的“国家级贫困县”，颍上赫然在列。两相对照，令人苦笑不已。也许，贫困县只是一个政治融资的名目；也许，有人说，看城北新区的建筑，颍上比东南沿海的县城还要富足呢。请注意，政府有钱，并不等于百姓有钱；房价高扬，更不能推论购房者一定腰缠十万贯。
　　这就是映入我眼目的故乡，一个分裂或正在分裂的县城：一面是破败的老城，一面是富丽的新城，两者之间，只隔了一条不足十米宽的马路；一面是经济的腾飞，一面是文化的贫乏，图书馆巍然耸立，严酷的门禁与肆虐的灰尘却折射出了它寂寥的命运（还有满街的报刊亭，就我所见，似无一家开张，听人说，因为这里并无几多报纸可买，并无几多人读报）；一面是政府的GDP、物价与房价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百姓购买力的下降，民生虽有所进化，却显然跟不上前者的速率。我的故乡，一面是阳光，一面是阴影，一面在崛起，一面依旧沦陷。
　　这些分裂，不独属于颍上，更是转型中国的一个真切缩影。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