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与共识
　　
　　
　　有一个说法叫“语言的贫困”，其背后则是思想的贫困，这两种贫困，相互毒化，相互钳制。譬如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仇富”，便是一个无比贫困的词语，我们对富人的正常态度，能用一个“仇”字——仇本意为匹、合，同“逑”，后来才衍生仇恨、怨恨之意——来表达吗？若不能，为什么还要选择它呢？选择的偏执，正源于思想的贫困。我们被禁锢的头脑，从对富人的态度，到这种态度的表达，都爆发了巨大的饥荒。
　　诚然，这世间，的确有些人，与富人之间，好像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事实上并没有——他们看见豪车，便不由自主去划一道刀痕；看见豪宅，便不由自主去吐一记口水。这种心态，谓之“仇”，当无疑义。只是这些人的数目，我相信并不大，一旦大了，天下就乱了；其心理与行动，则属变态，正常人都不会为之。然而正常人依旧使用“仇富”一词，不经反思，不加辨析，视作自身对富人的一贯态度，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词义之争，容易陷入无底的漩涡。不妨来谈观念。一个正常的社会，对待富人，到底应该持何种态度呢？富，本来是一个十分美好、十分正大的汉字，不同于坏、恶、奸等，对后者，当仇视，当不共戴天；对前者，是否有理由、有必要视之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贫不是罪过，富同样不是罪过；安贫乐道是一种生活姿态，丰衣足食同样是一种生活姿态。从道德上讲，两者不分高低；从经济上讲，后者更应提倡，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喊“共同富裕”的政治口号呢。质言之，在常态之下，对于富，哪怕我们可以不爱，却不该去恨。
　　你可以说，中国已经彻底演化为一个变态社会。如此，仇富的滋长，便生出两种可能，或者富出了问题，仇就有了正当性；或者仇富者出了问题，仇就有了必要性。更可能，双方都有问题，犹如语言的贫困与思想的贫困，此一方点燃彼一方，彼一方加剧此一方，最终双方一同坠入黑暗的泥沼。
　　这里先解释一点，仇富异于仇官。对于官，及其所象征的公权力，我们固然不必仇恨，却至少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贪婪是权力的天性，扩张是权力的本色，不把权力者这头老虎关进法治的铁笼，它随时可能吞噬长在我们自家田地的合法权益。即使老虎被束缚了爪牙，即使我们全副法律的武装，对权力的警觉仍必不可少，这一份警觉，或者说仇恨，不是出于侵略，而是出于自卫。
　　单论性质，富与官便泾渭分明。相比于官，富更中性，更无善恶色彩，更不具侵略性。如果说仇官，可以视为一种对权力的自卫反击，甚至能找到宪政主义的理据支持，那么仇富则反宪政而为之，其终点，极有可能上演一场多数人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当然，这只是沙盘推演。反观现实，仇富的诞生，富与仇富者，都是病因。仇富者常说，我们仇富，是因富人致富不正，为富不仁。三十年来家国，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构成了富人发家的常规路径。富与官形同左右手，不义而富且贵，如何不能仇视？仇富，在此获得了一具正义的锦袍，从而遮蔽了其偏颇与暴虐的一面。
　　当富者无道，仇富的言行就破土而出，这也许不是坏事。然而，假如我们对富的态度，仅仅停留在“仇”上，将仇富作为纾解贫富矛盾的出路，则必定是坏事。仇富更接近一种私力救济，你捅我一刀，我还你一刀，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样非但无法拉平贫富差距，反而可能扩大贫富冲突。因为穷人仇富，富人视穷人为仇敌；因为富人的敌对与歧视，穷人愈加仇富。社会分裂就这样越来越深，越来越无法弥合。
　　如邹振东先生所言：贫富的距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距离无法企及；贫富的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分化无法对话；贫富的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对立转化为对抗。更可怕的是，他忧虑的这三种“可怕”，正在激切折磨中国社会的神经。
　　我批判仇富，却非为富人说话——茅于轼先生号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实质上已经将贫富对立起来，为我所不取。如果一定要表态，你到底为谁说话，那我只为法治说话，为公义说话。假如富人资本积累的过程破坏了法治，违背了公义，那么我便仇富；假如穷人的仇富误伤了身家清白的富人，那么我便批评仇富。
　　哪怕依附于正义的旗帜之下，仇富依然只是一种激情化、简单化甚至粗暴化的表达，它无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反而在瓦解共识建设的根基。对今日中国而言，最关键的不是仇，不是斗争，而是共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最大共识，就是法治。有了法治，穷人不必再担心富人的不正与不仁，富人不必再担心穷人的无端仇恨。没有法治，纵然所有的富人都被打倒了，穷人还是穷人，永远无法翻身。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