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只因读错书？
　　
　　
　　我们对贪官，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他们大都满脑肥肠，不学无术，以贪赃枉法、卖狱鬻官为手段，以吃喝嫖赌、寻欢作乐为己任。这些人，眼里只有人民币，而无人民，腹中只有酒色，而无文才。他们的办公室，也许书香四溢，不过只是作为典雅的摆设，事实上，那架上的书，许多连塑膜都未拆开呢。
　　贪官不爱读书，这般错觉，不知滋生于何时与何地，却十分契合传统伦理的说教（知识的含量与道德、正义的关系，当成正比；道问学与尊德性，乃是一体两面），沉入了国人的简化思维。以至，当我们发现，颇有些贪官，都是读书人，则只能替偏见辩解，强词夺理：贪官虽读书，却读错了书，或者，他读《论语》等经典，却误会了圣贤的微言大义。一言以蔽之，不是书的错，是人的错；不是读书的错，是贪官不会读书的错。
　　《人民日报》（2012年3月19日）刊文“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即秉承这一逻辑。此文胪列了数位爱读书的贪官，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常看《肉蒲团》、《素女心经》、《金瓶梅》，结果荒淫无度沦为阶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随身携带《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赌术实战108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整个人生；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喜看《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相术大全》，结果鬼迷心窍踏上了不归路。其结论曰：为官读书重要，读什么书则更为重要——言下之意是，胡长清们读错了书。
　　赌经和相术，我不太感冒，故无发言权；《金瓶梅》、《肉蒲团》等，我倒读过一批，可惜前者是洁本，只怕我未尝读出真义。然而，我绝不相信，读了这些所谓诲淫诲盗的书籍，读者就会荒淫无度。这二者之间，也许有一定瓜葛，却无必然性的关系，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犹如后者之成立，并不必然要求前者的引导。哪怕胡长清不读《金瓶梅》、《肉蒲团》，无限膨胀的权力与情欲，依旧可能致其骄奢淫逸。相反，经济学家读《金瓶梅》，读出了经济危机；革命家读《金瓶梅》，读出了阶级斗争；流言家读《金瓶梅》，读出了宫闱秘事；女权主义者读《金瓶梅》，读不到一半便拍案而起，她们眼中的熊熊怒火，将压迫女性的西门庆们烧成了灰烬。
　　其实，爱读书的贪官，除了胡长清、马向东等，还有上海宝山区前区长秦裕、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他们都是博士出身，属于学者型官员，不仅读书，而且著书：秦裕翻译了《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与他人合译萨特的著作，还在《读书》杂志发表过论兰德的书评；纵然今日黄松有已经沦为阶下囚，单就学术而论，他的法学造诣，堪称一流，我犹记得，2008年底，法学界最权威的奖项之一，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黄松有凭《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一文获得三等奖，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多月前，黄被双规、免职的新闻就已经曝出，却无人在30天的异议期内，痛打落水狗，对其获奖提出质疑，质言之，黄获此奖，名副其实，并不存在作弊之举。
　　秦裕、黄松有的经历，则证伪了贪官与读书的必然关系，而且消解了“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之问题的必要性。秦裕精通伦理学与哲学，黄松有纵横于法律理论与实践之间，他们平时读书，自然不是《金瓶梅》、赌经之类，但是，书中的知识，并不能阻止他们贪墨、弄权的魔手。由此可见，官员读什么书籍，与他们是否奉公守法，关系实在不大。
　　不必说读书与做官，甚至在读书与做人之间，古代圣贤所建构的知识与德行的桥梁，早已裂痕斑斑。拥有知识，未必就拥有德行，像在我们生存的年代，知识人堕落于无耻深渊的速度，远胜于无知的普罗。诚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话说回来，有时的确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伟大，有人说，多一个人读《一九八四》，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此言足以适用于大多数人，然而，我有一个当警察的朋友，读完这本书，对我说，他从书里学了两招，用来审判犯罪嫌疑人，屡试不爽。这就不是向自由致敬，而是向老大哥致敬。假如奥威尔泉下有知，必将反躬自省“我为什么要写作”。
　　当然，我如此解构知识与德行、读书与做人及做官的关系，并非主张官员不必读书，而是试图指出，知识之上，还有常识，官员读再多的书，都必须谨记，他们的知识，若无常识支撑，极有可能沦为虚伪的说教和权力的春药。那么对官员而言，何为常识呢，譬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譬如“把权力关进笼子”，譬如“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些常识，官员若能知行合一，纵然他每天读一本《金瓶梅》，仍不至步胡长清们的后尘。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