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的来信，天朝的青年朋友。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这不是客气。我生活的朝代，纵然一向有“盛世天朝”之誉，不过相比你的时代，还是逊色三分。鄙朝的诗人，大都为权力者唱过赞歌，像我最敬重的朋友李太白兄，吹捧起韩朝宗大人（即韩荆州），那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这样的阿谀，用在孔夫子身上，他都要脸红。但是，我听说贵朝有一位大诗人，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赋词曰“纵做鬼，也幸福”——这等诗词的诞生，才是一个世道之为盛世，一个朝代之为天朝的显著标志。
　　你在信中说，天朝的青年，对语文书上的我，肆意涂鸦，让我开摩托骑白马，打机枪卖西瓜，甚至玩上了iPone手机，可叹我当年，不要说乔布斯的苹果，就连砸中牛顿的苹果，都没见过呢。你问我会不会生气，随后便用甜蜜的誉美堵住了我的嘴：“以您老人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这里先容我解释一下，博大胸怀云云，更适用于太白兄，我的性情，确如《旧唐书》所言：“甫性褊躁，无器度”。一个人，经历那么多苦难，还能光风霁月，旷达不羁，古往今来，大抵只有太白与东坡；我做不到，却并不以为耻。
　　当然，我虽褊狭，却不至因此而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多么希望，那些如美梦的涂鸦，可以应验在我身上。我对机关枪不感兴趣，先贤云：“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身怀利器，杀心四起。夷人亦云：“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圣经·马太福音》）这些话，尚祈转告贵朝的涂鸦者与执政者。至于摩托、西瓜，牛顿的苹果与乔布斯的苹果，若能惠寄一二，鄙人感念不尽。
　　贵朝的媒体，将这些涂鸦称之为恶搞。我倒不觉得涂鸦者有什么恶意。他们落笔之际，也许有一种真诚的快意呢，若能借此排解胸中郁积的烦恶与怨恨，我乐意奉献自己的寒碜形象，反正我的肖像权早已过期了。不过，说到恶搞，我却想起一事，那才是真正的恶搞，一直令我耿耿。贵朝的郭沫若君，曾写过论我和太白兄的书，评拙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寒舍的屋顶有三重茅草，厚逾一尺，冬暖夏凉，比瓦房讲究，说我不该因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而“怨天恨人”——亏这厮写过古诗，难道不知，古之三九，多为虚数？他还批评我不该骂穷人的孩子为“盗贼”，称自己的儿女为“娇儿”，斥我歧视农民——对此，我能说脏话吗？不能吗，那我无话可说。
　　正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我祈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据说贵朝的寒士们，至今仍受住房问题的无尽折磨，看来这懒惰的时代，千余年来，硬是不肯前进半步。此劣诗，使我成为了忧患意识的代言人，令我羞惭于无地。其实，真正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人，是无声的百姓，我怎么忍心骂他们是盗贼呢。贵朝的同行王家新君，有一句诗写到了我，道出了我酝酿千载的心语：“人民，人民就是那些从来不会写诗/但却一直在杜甫的诗中吞声哭的人！”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请代我谢谢那些涂鸦者，半生忧患，一世飘零，惟有在他们的自由想象之中，我才过上了好日子。我衣衫褴褛的形象与捉襟见肘的生活，被摩托车与iPone手机抹上了一丝现代性的亮色。然而，无论忧患有多重，却从未压倒我瘦弱的躯干，我飘散的胡须，长成了不屈的荆棘；我把头仰断了，都不愿低下来。从这一点上讲，我打败了将我重重围困的时代与命运。
　　暗夜降至，我该搁笔了。在朱门的酒香与饿殍的尸臭之间，我看见天朝的长夜，比长城还长。这样的盛世，何时才是尽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大道不行，各尽本分。前路漫漫，善自珍重。
　　
　　供《东方早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