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司法改革的错位
　　
　　
　　对中国铁路司法系统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
　　铁路司法的改革，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启动。不过，像铁道部这样的庞然巨人，每向前进一公分，就得掉千斤赘肉。直到2009年7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铁路公检法管理体制改革和核定政法机关编制的通知》，提出铁路公检法干部的身份从“企业职工”转化为“公务员”，荆棘路上的改革，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2010年12月，《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年1月12日，太原铁路检察机关改制，人、财、物由铁路系统移交地方，实现属地化管理——苦盼经年的第一场暴雨终于落在了枯涸的法治轨道之上。
　　检察院改制了，法院却毫无动静，莫非这是一场撕裂的改革？就在国人犹疑观望之际，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令，要求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铁路运输法院向地方的移交。此前，铁道部表示，对铁路检法两院的经费保障将持续到今年6月底。将这两条消息合在一起，可知这场改革之役，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冲锋时刻。
　　而且，改革的方向，似乎就此确定了下来。以前曾有三种改革方案摆上了争议的台面：一是彻底取消铁路司法机构，相关案件由地方司法部门管辖；二是自成体系，建立直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铁路专门司法体系；三是保留铁路法院、检察院，划归地方名下。这后两种方案，长期相持不下，而今终于分出胜负。
　　我们不能否认，最后选中的第三种方案，的确是最具可行性、改革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然而未必是最佳的一种。将铁路司法移交地方，使司法权从禁锢如牢笼的铁道部的独立王国当中解放出来，这是一大进步，只不过，才出狼穴，却入虎口：铁道部垄断司法，可谓狼穴；所谓虎口，则指司法权的地方割据——如果可以将政企不分的铁道部视为行政权之代表，那么狼穴和虎口，正构成了荼毒中国司法的两大痼疾。
　　发起铁路司法改革，目的就是夷平狼穴；第二种改革方案，将铁路司法权收归中央，则为避免其沦陷于虎口。可惜，中央的巨掌，压制不了雄踞于地方的老虎，此方案被迫流产。
　　流产的原因，据专家分析，一是可行性不大，二是有悖于政法制度。此处的可行性，主要指财政。铁路司法机构划到哪里，就由哪里负担财政，若归中央，这一大笔钱，中央到底是不愿出呢，还是不能出，我不知所以然，姑且存而不论；移交地方，地方政府拨款，貌似简便多了，然而，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地方给你开工资，你怎么保证法律的天平不向地方倾斜？羊入虎口，此之谓也。
　　其实不单针对铁路司法，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建言，将地方司法机构的人事权、财权纳入中央治下，以此脱离地方政府的干涉和压迫，促成司法独立。只是，依现行法律，司法机构“要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里的“国家权力机关”，是谓人大。质言之，地方司法机构对地方人大负责，而非对上级法院负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只有监督、指导的权力。所以，你要集权，恐怕就得修宪了。此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央只能暗度陈仓，从边缘入手，譬如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
　　话说回来，铁路司法移交地方，比收归中央更可行，更能维护稳定，但是可行性与维稳并不能操纵司法改革的方向，相反，应该由后者决定前者的命运。在当下，司法改革所高歌猛进的方向，依然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第一要务，则是司法权自身的统一，不能中央往东，地方朝西，相邻两地，你往东，我朝西。如你所见，有时，同一案情，两地法院非但量刑不同，甚至连适用的罪名都大相径庭，这么一来，法律彻底沦为橡皮泥，中央贴上宏大的标签，地方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基于此，这场背后潜伏了中央与地方之争的铁路司法改革，到底推进了司法独立呢，还是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分裂，我不太乐观。
　　令我悲观的另一理由在于，如果说，此前铁路司法机构归铁道部主管，相当于铁道部同时兼具球员与裁判二职，左脚犯规，右手出牌，其判决的正义含量，可想而知；现在裁判的权力移交到了地方，铁道部只管踢球，不过，鉴于铁道部的霸主地位，哪怕身为球员，那也是球霸一级，也许不仅不听教练指挥，还敢对裁判骂娘动粗呢。对此，一向孱弱的地方司法机构如何保证，他吹响的不是腐败的黑哨，而是法治的金哨；他是否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出示红牌，将恶意犯规的球霸驱逐下场？
　　所以说，铁路司法改革的成败，不但取决于司法权的进军方向是正确还是错位，还取决于铁道部何时走出垄断者的保护伞，将强硬的头颅伸到《反垄断法》的铡刀之下。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