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政治正确”。正确的背后，却可能是大而无当，言之无物，抑或是一种貌似深刻的偏见。譬如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声称，官员送子女出国是一项公民权利，“领导把子女送出国学习只是一种选择，甚至不是他本人的选择，是他子女的选择”。他建议公众摘下有色眼镜来看待此事。
　　如今谈“公民权利”，便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中国特色的政治土壤，似一直难产此物。每到收获时节，却见那一望无垠的盐碱地上，多为臣民，少为公民，多为权力的争执，少为权利的尊重。正因如此，才要日日呼吁，月月呼吁，年年呼吁。我们平素批评官员，即以公民权利为出发点，它既是诉求，亦是武器。
　　宗委员这一招，袭自姑苏慕容，名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企图用批评者最善用的招数，打回批评者脸上。可惜，他一出手，招法全乱了。用公民权利为官员的恶行辩护，殊不知那些官员，正是公民的最大敌人；只有合法的行为，才能启动权利的引擎。宗委员的做法，相当于用一张美丽的糖纸包裹一块腐烂的狗屎，而且没包好，狗屎的臭味弥散开来，他却不自知，还拿到广场，公然叫卖。这种智商，难怪能当委员。
　　出国留学也好，工作也罢，哪怕是移民，永别这块苦难的国土，的确是公民的权利，当为法律所捍卫。不管以什么名义——如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对出国者加以嘲讽、攻讦，细说起来都有违公民所必备的理性、宽容之义。尽管，像我这样的文化民工，所有的家财，还不够在这座都市买一块卫生间，我这辈子都无出国的可能，不是无心，而是无力，我的朋友黄胖子，家产万贯，每年夏天去外国避暑，冬天去外国避寒，兴致来了便去日本亲身出演爱情动作片，然而我深知，我并无批评他的理由与资格，因为他出国的钱，皆是投资挣来，绝无一分是非法的赃款。
　　假如所有的官员送子女出国的花销，都如黄胖子这般，清白无暇，一尘不染，那么我们必须认同宗委员的论调，这是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过如你所见，这年头，那些将子女推出国门的官员，到底有几人敢于指天为誓，说自己身家清廉呢（全都发誓的话，估计语音未落，就被雷公劈死一大半）。用于出国的这一大笔资金，若是违法所得，是将百姓的血汗钱中饱私囊——这种腐败的恶行，还能不能借用公民权利的名目进行包装呢？这毋宁是对权利的玷污，与对公民的背叛。
　　我们应该听过一个说法，叫“裸官”，即裸体做官，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裸官之害，不仅公众恨之入骨，连政府都不敢视若无睹。故近年来，针对裸官的政策不断出炉，前不久广东省还下发文件，规定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原则上”一说，犹如在渔网底下撕开了两个八十平方的漏洞。
　　送子女出国的官员，几多是裸官呢，我不晓得；可以确信的是，如过江之鲫的裸官，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他们的巨额资产都在国外，他们怀揣三五个国家的护照，一有风吹草动，即可溜之大吉。公众的“有色眼镜”，主要针对这批人。当然，被怨气、戾气所激荡的批评可能会扩大化，殃及一些清白的官员。犹如“官二代”、“富二代”的标签，仇官、仇富的心态，常常令一些无辜者为另一些作恶者买单。这是批评者需要反思的地方。然而无论如何，公民权利不是裸官转移子女与资产的挡箭牌，相反，它应该成为扒下裸官的皇帝新装，将其送进法治铁笼的助推器。
　　宗委员手中的“公民权利”无疑是一道障眼法，在其堂皇的遮蔽之下，作恶者窃取了豁免权。对公民权利的误用，正如对自由的误用，对民主的误用，对宪政的误用一样，将这些可贵的事物捏成了一块橡皮泥。以自由为例，有人会说，奴隶宁愿被奴役，乃是一种自由选择，你不能以自由的名义，号召他们反抗奴隶主的压迫，你的自由不过是另一种自由，与他们选择做奴隶的自由并无高下之分——这便是一种诡辩，因为奴役与自由，本身势不两立，假如奴役是一种自由，那么，杀戮就是一种恩德，腐败就是一种权利。人间世最大的荒谬莫过于此。可悲的是，以宗委员为代表的一些人，却企图将这般荒谬的泔水灌进公众被禁锢的头脑。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