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胡适：容忍与自由
　　——纪念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
　　
　　
　　胡适记错了
　　
　　有一句名言，经胡适先生之口而发扬光大，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第一，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当在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他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因胡适于1937年下半年就去了美国。然而，考Burr先生生平，问题就来了。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这二词的差异，从语言政治学上讲，更多在于一种权力关系。就我的理解，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容忍则折射出了两造的权力强弱。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更契合彼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只是这么一来，很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因为Burr说这话的语境，乃是宪政主义：总统并不必然高于平民，富翁并不必然高于乞丐，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正基于此，宽容与自由才有一较高下的可能。
　　相比“容忍”对“宽容”的词义扭曲，这背后，还有一种更致命的权力扭曲。胡适把一句宪政主义的格言移植到威权政治的语境之下（1950年代的台湾可定义为威权政体），会不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就像近年来越喊越响亮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只有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国度，才能令你的房屋的所有权长出锋锐的牙齿，阻止国王人马的入侵；若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所有，若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这和租赁有何差别呢——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富丽堂皇，风雨不入，国王的推土机却随时可能开进来，这一格言，还是不是一句响彻云表的空谈？
　　同理，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因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极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自由远在天边，遥不可及，重要与否，无以估量。于是重心落在了“容忍”之上。按胡适的说法，“容忍”可分二义，一是呼吁执政者容忍民众的异议，一是呼吁民众容忍执政者的压迫——其重心依然在后者，因为执政者对异己的容忍，与自由并无可比性。只有在向公权力争自由的民众这里，容忍才有其重量与限度，才有了与自由相权衡的可能性——孰重孰轻，答案却在风中飘。
　　
　　容忍与自由之争
　　
　　在威权国家，另有一种政治正确，那就是宁激进，毋保守。你呼吁民众争自由（如胡适在1930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多半会博得掌声；你呼吁民众恒久忍耐，多半会招来骂声。因为对被紧紧箍住了咽喉和脖子的民众而言，自由犹如空气，它的稀缺，远胜于容忍的稀缺；或者他们自觉，正因过多容忍，才导致被压榨勒索，自由白白流失。所以胡适《容忍与自由》一经刊出，便引起了激烈争议。
　　据考，胡适作此文，的确有现实的动议。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当是同时说给蒋氏政府与《自由中国》的同仁听。但是，读到此文结尾，胡适引“四十多年前”的《新青年》往事，说他与陈独秀争论白话文学运动的路径，一人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另一人认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知胡适的规劝方向，偏重于《自由中国》。因此前《自由中国》对蒋介石的批评过于凶猛，引来了权力的反扑，故胡适主张容忍，以退步的姿态继续争取中国的自由（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的演讲标题还是《容忍与自由》，可见他的态度持之以恒）。
　　对于胡适的言论，《自由中国》的主将殷海光提出异议。他先说了一些客气话，盛赞《容忍与自由》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然而：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底‘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殷海光的回击，并未超出胡适所设定的思想语境。这大约相当于用左手反击右手，左右互搏，难免陷入意气之争。相比之下，身为局外人的周策纵的商榷文章显然棋高一着。
　　他首先跳出了将容忍与自由相互对立的预设，承认容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然后质疑容忍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
　　这样的话，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就可一目了然，它们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容忍应该有其限度，过了警戒线，铃声大响，“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一言以蔽之，容忍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容忍的保障。缺乏容忍，自由之争终将刀剑相向，战火纷飞；缺乏对自由的追逐，容忍不过是阿Q们施展精神胜利法的道具，是民众被压迫成压缩饼干的催化剂。
　　
　　容忍何时才比自由更重要？
　　
　　Burr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是出于老年人的智慧，二是有感于美国人争取积极自由过了头。然而，彼时的台湾与美国不同，一者是海水，一者是火焰，宪政主义的龙种，种错了土壤，只能长出专制主义的跳蚤；胡适与Burr不同，自从与公权力发生关系，“做了过河卒子”，他就无法摆正自己的身位。他与执政者，一直若即若离，却不能一刀两断。他的定位，是做政府的谏臣、诤友（恕我以恶意揣测，在胡适本心，依然有帝王师情结），可是他的谏诤，不像奴仆对主人、臣子对帝王那样设身处地，投怀送抱，从而为执政者所不喜。同时，他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奉为领袖，他亦乐于接受这些人的拥护，从观念上讲，这才是他的同志。所以，中年后的胡适，长期摇摆于公权与民权、庙堂与江湖——如蒋氏政府与《自由中国》——之间，他深知，他的理想更近于后者，若要实现理想，则须依赖前者之力，他企图在两者中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两边都讨好，结果却是两边都不讨好。譬如他写《容忍与自由》，吁求蒋氏政府与《自由中国》各退一步，互相容忍对方，然而，双方却各进一步，狭路相逢，以至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被禁，雷震案发，入狱十年，胡适对蒋介石“大失望！大失望！”蒋同样不满胡适的言行：“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
　　两败俱伤的结局，是“摇摆人”胡适必须吞咽的苦果。他循循善诱蒋介石的做法，往好了说，叫以身饲虎，往坏了说，则是与虎谋皮。饿虎一般的权力者，哪会听得进“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苦口良言，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它们都不重要。就像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土匪对恶霸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没有胡适，没有雷震和《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很重要。
　　再重复一次：容忍何时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谈论容忍实在是一种奢侈，就像乞丐幻想五星级宾馆的满汉全席，太监幻想与天上人间的花魁一亲芳泽。假如不把权力者关进笼子，习惯了张牙舞爪的他们则从不知容忍为何物。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公权不会容忍，民权更不该容忍，后者一旦退缩，就给了前者得寸进尺的机会，令本就稀罕如华南虎的自由，更加彷徨于无地。我们所见的“自由”，都是周老虎式的伪劣产品。
　　在中国，谁该容忍呢，《让子弹飞》给出了答案：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忍耐！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