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林书豪一战成名，世界为之Linsanity（林来疯）。最疯狂的那个国家，却非美国，而是中国。两岸三地，在这个料峭春寒的月份（按，此文作于2012年2月），放下了所有的政治偏见与文化隔阂，为一个24岁的青年的运球、突破、转身上篮，一同扼腕抵掌，一同热血沸腾。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林书豪最亲近的国家，是美国。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在美国打球，在美国成名，他的国籍是美国，他的精神背景是基督教。纵然他长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他贲张的血管里面，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他与中国尤其是大陆的距离，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遥远。他的家庭，要上溯三代，才能与大陆发生关系。如果说，一个台湾人为他疯狂，还有充足的动力（林书豪的父母都是台湾人，于1977年移民美国）；一个浙江人对林书豪说“你是浙江人的骄傲”（林母吴信信祖籍浙江嘉兴），就让人觉得，这是阿Q在攀赵太爷的亲戚。
　　我为林书豪欢忻鼓舞，不是基于他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基于他与篮球的关系。我追慕林书豪的荣光，正如我追慕乔丹的荣光，追慕纳什的荣光，追慕特科格鲁的荣光。在这一点上，不管他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土耳其人，还是中国人。我的喝彩，与国籍无关，而与篮球运动的力与美有关。香克利说足球高于生死，我不敢确信，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足球与篮球的艺术，都高于皮肤的颜色，高于意识形态的沟壑，高于泾渭分明的国籍与国境线。
　　国家的界限，从来都不是体育的界限。否则，在爱国主义的政治高压线之下，我们必须热爱中国足球？那还不如让我去看新闻联播呢，后者至少可以生出一种虚幻的幸福，前者只可能让球迷绝望。体育运动最伟大的一点，就是超越了国界的局限。运动员可以为国家而战，只是国家之上，还有自由，还有正义，还有人性之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足球史上最感人的一幕：1987年，荷兰人路德·古力特获得了欧洲金球奖，他把南非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刻在奖杯之上，献给这位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黑人；更是因为，曼德拉以一己之力承担了这个世界的苦难，他身上的每一块伤痕，都是一束自由的荣耀。
　　过于注重运动员的血缘与国籍，有时也许是一种弱国心态的反射。这方面，最可鄙的倒非中国，而是韩国。有一个笑话，说天才球星一球成名，过不了多久，韩国人便会考证，此人具有韩国血统。譬如西班牙球星大卫·席尔瓦，据说外祖父就是韩国人。与此相应，据中国人考证，法国的刀疤煞星弗兰克·里贝里，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这说白了，就是意淫，虚无的高潮过后，意淫者们不得不直面韩国足球、中国足球与西班牙足球、法国足球的巨大差距。
　　换言之，如果韩国足球强于西班牙足球，中国足球强于法国足球，韩国人还会在乎席尔瓦的韩国血统，中国人还会在乎里贝里的中国血统吗？再如五星巴西，则甘愿放手，让本来是巴西人的德科、佩佩为葡萄牙出战，莫塔为意大利出战。这是霸主的气魄。
　　国家的强弱，并不完全表现为疆域与GDP，以及军队的战斗力，有时还表现为为人处事的气度和心态。大国往往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犹如大国民往往都有一种自信的气度。这种自信与开放才是立国之本。1938年初，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他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德国在战后迅速崛起、德意志文化永葆不衰的秘密之一，即在于曼的这一句宣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后来，有人问余英时，是否考虑回中国访问，他引曼的话，笑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今天的中国人，哪里还有一丝余英时式的自信与开放呢（此处之“开放”，当指余英时不以血缘、疆土与政治，而以文化与自由，界定他与中国的关系）。当他们斤斤计较于林书豪与里贝里的中国血统，便注定了大国崛起，不过是一场早夭的春梦。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