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熊相关的风波，有两个丑角，一是归真堂，二是余秋雨。
　　余秋雨被牵扯进来，极具节外生枝的戏剧效应。正当公众抨击归真堂活熊取胆过于残忍之际，有人曝光，余秋雨曾参观黑宝药业，在黑宝熊乐园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上款“题赠黑宝集团”，下款“庚辰夏，余秋雨”。由“庚辰”可知，此事发生于2000年。
　　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不论措辞，还是立意，这都是十分应景的题词——余秋雨不愧为此道高手——置于平日，譬如庚辰年的夏天，断然不会引来激烈的讥嘲。不幸的是，它被曝出，却正值熊被迫害、“人道”被玷污的严峻时刻。在活熊取胆的黑色布景之下，那八个字，犹如八块反讽的焦炭，只要一沾火星，便将熊熊燃烧。中国的公共舞台，历来不缺点燃论战的火花。于是我们看到，喷向归真堂的怒火，迅速蔓延至余秋雨身上。
　　其实这是误伤。余秋雨题词之时，并不能预测十余年后归真堂的恶行，更不必为二者之间子虚乌有的关系而背书。要说他有什么错，那就是作为社会名流，理应敬惜字纸，不该胡乱题词。不过这么说还是有些求全责备，题词终归是他的自由，哪怕他的笔墨污染了纸张，哪怕他的润笔侮辱了人格，你可以鄙视他，唾弃他，却不能夺去他手中的笔。
　　然而，即便是误伤，却也有误伤的理由。为什么被误伤的是余秋雨，不是易中天，不是陈丹青呢？话说回来，为什么为黑宝药业题词的是余秋雨，而非其他名流——他若不写“百般熊姿，一派人道”，无论如何，他的膝盖都不会误中那一箭。
　　为什么是余秋雨？为什么总是余秋雨？
　　同样的问题，还可以转换为：为什么是杨澜——近年来，几乎每一宗慈善丑闻背后，都少不了她虚伪的笑脸？为什么是临时工——在公权力违法的事故现场，那些姗姗来迟的替罪羊，多半是身份扑朔迷离的临时工？为什么是精神病——比监狱还要恐怖的精神病院早已改造为上访者的归宿？为什么是抑郁症——它渐渐沦为自杀官员的“特供”病，被迫出现在他们的遗书与病历之上？……
　　自余秋雨成名以来，与他相关的争议便风起云涌。这大抵可一分为二，一指文品（如金文明撰《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指人品（如有人批判余秋雨故意遮掩、伪饰文革期间的恶行，质问他“为什么不忏悔”）。直到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对他的两种批评终于合流。“余含泪”之名，从此成为这个时代最臭名昭著、最令人作呕的汉字。
　　对一个文化人而言，最棘手的难题，不是与商业的关系，而是与权力的关系。出生于商业之城浙江宁波的余秋雨，未必是一个异常优秀的作家，却无疑是一个异常优秀的商人，他与郭敬明等一道，长期霸占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列。对此，你可以批判他为商业而写作，为钱财而题词（如“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不过这种批判并不足以构成他沉重的良心和道义负担。毕竟，金钱不是文学与艺术的天敌，有时甚至算不上敌人。
　　沦为商业的附庸，导致作家浅薄；沦为权力的附庸，导致作家愚蠢与无耻。余秋雨最大的悲哀即在于，他从未摆正与权力的关系。如果说在其年轻之时，为权力写作，可归因于疯狂时代的胁从；那么在其晚年，“含泪劝告”，为权力代言，恐怕他再也找不到为智商与德行的沉沦而豁免的理由。
　　此刻，我找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重读一遍，却有新发现，原来，余秋雨不是要做公权力的新闻发言人，他的口气与语态，俨然就是权力的化身；他的大多言辞，本应出自国务院总理之口。也许，他挤出鳄鱼的眼泪之时，已经沉入了一种权力的幻象，犹如我的一位族叔，每每醉后，便指点江山，规划天下——他自称是联合国秘书长。
　　他与权力越近，与公众就越远；与谎言越近，与真相就越远；与“含泪”越近，与人性就越远；与恶行越近，与公义就越远。最终，他的人格捆绑于权力的罪恶，他的姓氏恶化为这个国家最卑劣的符号。只要一有丑闻的风吹草动，人们总会不由自主想起他：他是否参与其中，他扮演了何等丑陋的角色——哪怕他与丑闻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如12年前的旧账，依然被挖出清算。
　　这一面是余秋雨所独有的悲剧，另一面，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迷狂？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