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有时唤作“泥菩萨”，依湖北方言，“黎”与“泥”同音，故有此两说。“菩萨”之名，谓其面善，脾气好，像一尊弥勒佛。不过“泥菩萨”却有戏谑之意，如俗语所云：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暗讽黎元洪碌碌无才，是一介庸人。近代史上的黎元洪，一向以德行著称，用他的老师严复吹捧他的话讲：“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他的才略，不消说比之袁世凯等枭雄，就连与孙传芳之流相论，怕都有所不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庸人，这样一个“无用之庸劣懦夫”（谭人凤语），这样一个“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的良善暗懦之人（严复语），却能成为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之后的鄂军都督，此后两任民国总统，他是受菩萨护佑，运气好呢，还是别有情由？
　　尤其是武昌首义，本由革命党人所组织、发动，为什么最后选中了素无革命思想，甚至在起义当天亲手杀了两个革命党人的黎元洪当领袖？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被后人奉为信史，且以其记述为证。武昌起义后一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众以秩序急须维持，而革命军诸首领黄克强、宋教仁、刘公、蒋翊武、孙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强胁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按，武昌起义之时，黄兴、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革命党领袖人物都不在武昌，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关系到革命党的军事策略之失误。依孙中山的革命蓝图，以武装起义为手段，“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这“一二省”，他选在了两广和云南，而非内陆地区，所以我们看到，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此间大多武装暴/动，都爆发于广东与广西。领袖的方略，自然影响了其同志的心态。1911年9月，湖北的党人请坐镇上海运动革命的宋教仁、谭人凤等前去主持起义，宋教仁始终犹豫不决——他犹疑的背后，大抵是对湖北革命的轻视和悲观（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对革命党人而言更像是意外之喜）——谭人凤正病重住院，为此“愤极”，后来抱病与居正坐船去武汉，却已经晚了，当他们行至九江，“而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谭人凤《石叟牌词》）。
　　再说湖北的革命领袖，事前推举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因炸弹事故逃亡，不知所踪（依冯自由所记，蒋逃到了岳州）；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原定的都督刘公都在汉口，汉口与武昌却有一水之隔，武昌起义后二日，即10月12日，汉口才得以光复；推举都督一事，则在11日。
　　吊诡的是，《革命逸史》为孙武、刘公作传，却另有说法：
　　“……武昌光复。同志以群龙无首，商（孙）武，武曰：‘吾负伤，难任事，无已，可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于是众觅黎而推戴之，以武为军务部长。”（《共进会首领孙武》）
　　“一夕之间，省城克复。同志多举君（刘公）为都督，君以素不统军，恐难胜任，辞，众乃以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共进会会长刘公》）
　　孙武、刘公既在汉口，怎么可能参与武昌之会，并作出让贤之举呢？冯自由的美化工作常常抹煞了历史真相。被誉为信史的《革命逸史》自相矛盾之处，非此一端。
　　领袖不在，义军之中就没有一个军官能够担当都督之职吗？原来，领导武昌起义的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只是新军的班长、排长；起义那夜，被匆忙拉入革命队伍的吴兆麟，是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于连长），在义军里面，这已经是高官，所以熊秉坤等推举他担任义军的临时总指挥，由其发号施令。这批人，引爆革命，冲锋陷阵，自无问题；起义成功之后，执掌一省军政、民政与外交，甚至如孙中山所规划的那样“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实在是勉为其难。
　　有人会说，英雄不问出处，况且，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无都督之才，所谓的庸人黎元洪便可胜任吗？于是有了一种流行的说法，革命党人推黎元洪上位，主要借重其声望与德行（官居旅长，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有煦煦之仁的长者风范，平素对部下尚知爱护），以安定地方，收拾人心，号召诸省响应义举。
　　这是一个理由，却未必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再来斟酌一些历史细节。譬如开会的地点为什么会选在湖北咨议局呢，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去立宪派的大本营商议武昌之善后事宜？据张难先回忆，当日与会者，不止是革命党人，蔡济民还邀请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榕及若干议员。这足以表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主动而坦诚；立宪派的实力以及对革命的态度，则奠定了合作之基。
　　诚心合作的革命党人，原本属意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担任鄂军都督。汤化龙事后对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咨议）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胡瑞霖）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故他以非军人、不知兵为由，坚辞不就。随后，议员刘赓藻——他虽是同盟会员，却与武昌首义无关——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黎的名字，就这样被提上了历史的议程。
　　需要补充一点，如周锡瑞所言，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为革命党人，有些是被迫卷入了兵变，包括吴兆麟这样的指挥官（据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吴“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谭人凤《石叟牌词》亦强调吴兆麟“先本未与谋”，乃是“不得已”参加革命），以及领导汉阳起义的队官宋锡全（后担任鄂军第一协协统）等。他们对革命党领袖并无忠诚的情感，更容易接纳原来的上司（见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提名黎元洪，正中其下怀。
　　革命方略的错位，革命党领袖的缺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意向，立宪派的推举，吴兆麟等处于革命边缘的军官的呼应，革命党人的顺水推舟，合力之下，黎元洪，作为最不坏的人选，被愤怒的士兵从床下拖了出来，推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宝座。
　　
　　删节版供《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