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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富,先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自我记事起,这则红色的标语,就刷在距我家不足百米的农资公司仓库的围墙之上,栉风沐雨,鲜艳如故。直到我读大学期间,公司被夷为平地,改建高堂广厦,那十来个红字,才被时代的推土机摧毁,粉碎,归于尘土。不过,“少生孩子多养猪”的政治教谕,早已化作一道咒语,穿越了我们迷梦一般的青少年。
  如果说计划生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政策,那么“少生孩子多养猪”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计生标语。也许,标语的创作者,将“生孩子”与“养猪”并置一处,只是为了押韵,便于教化愚陋的农民;却在不经意间,泄露了公权力对计划外的生命的歧视态度。超生的孩子,被鄙弃如猪,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猪仔金贵呢。当幼稚而愚昧的我们,把这些标语熟诵于心间,我们的生命观,犹如被压弯的枝叶,从此开始无意识的扭曲。
  终于,“少生孩子多养猪”的标语时代将成为过去时。据新华网(2012年2月6日)报道,从今年起,海南省人口计生系统全面实施户外宣传“洗脸工程”,其中一项,即优化计生标语,将“重拳出击、决不手软”、“少生孩子多养猪”——新闻未尝提到,我再补充一例:“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等措辞生硬以至杀气腾腾的宣传口号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这自然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好事,有待举国群起响应。说起来,“少生孩子多养猪”之流的标语,不止出现于计生宣传,各行各业,比比皆是。曾有人总结中国十大雷人标语,如电网宣称“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监狱宣称“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公交车宣称“吐痰请向外吐,提高个人素质”,还有“持械抢劫,当场击毙”、“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等,或者面目狰狞,或者歧义横生,非但达不成宣传的意图,反而沦为一个笑话。
  这背后的成因,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标语制作者的粗心大意、不学无术,还指向我们的宣传策略,过于僵化,过于粗暴,缺乏对宣传对象的日常生活与思维的了解、同情:或者将其视作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或者将其视作无知无识的愚夫愚妇,后一点,正应了戈培尔那句名言:“大多数人民都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由此,塞满了我们眼目的标语,更无从觅见一丝人性的温煦。
  话说回来,有关部门对宣传标语进行美容,只是第一步工作。怕只怕,那些标语所宣扬的简单粗暴的生命观与政治观,已经沉入了我们的记忆和权力者的心灵,这后一重祛斑、柔光、净化,将如何完成?不能说,将“少生孩子多养猪”换成看上去很美的“少生优生,幸福人生”,计生国策的雨露就惠及人心,公权力就学会了尊重生命。标语、法理、行动,这三者之间的距离,有时比先富起来的人与后富起来的人的距离还要遥远。
  假如标语不能契合于法理,不能转化为行动,我们所经历的迷梦年代便不会消逝。“少生孩子多养猪”这一类话语,可能被更宏大、更堂皇的词语置换、包装,然而我们发现,不管我们少生多少孩子,多养多少猪,“要想富”的重音,却始终落在“想”字上,永远是梦想,永远无法照进惨淡的现实。
  
  供《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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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370篇文章 5年前更新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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