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评论】
　　
　　
　　缺席的委员与投票的通缉犯
　　
　　
　　每年政协开会，似乎都有明星委员缺席。娱乐明星缺席，多为拍戏之故；体育明星拍戏，多为比赛之故。前者，可以张艺谋为例。有一年他在拍电影，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当时有人为他开脱，说政协开会，不差张导一人；中国电影，张导不可或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导演的那部电影叫《满城尽带黄金甲》，有人看完电影后，上网呼吁：张艺谋，求求你，今后千万不要再缺席政协会议！
　　体育明星缺席政协会议，屡遭舆论严打的是刘翔。2008年、2009年接连两届全国政协开会，他都因故未至，据说一次是为备战奥运会，一次是在美国治伤。这在中国，的确是正当理由，以此请假，一请一个准。可是舆论不干了，质疑、声讨的声音不绝如缕，甚至建议直接取消其委员资格。我记得有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充满了反讽的气味：“刘翔缺席政协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提案”——这是最尖锐的提案，
　　闲谈旧事，则为引出新闻。前不久，地方两会纷纷召开。南京市政协开会，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孙文德被增选为南京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然而，会议期间，媒体却未瞥见这位孙委员的身影。据报道，因忙于“1·6南京持枪抢劫案”，孙文德等数位刑侦公安领域的政协委员均未出席今年的会议。人虽不在会场，还能当选副主席，这隔山打牛的功夫，实在了得。
　　比起张艺谋、刘翔之流，孙文德缺席政协会议的理由更加正大光明，更容易唤起公众的同情与认可。我们看到，读者对其缺席会议的回应，主要集中于如何破案，为追捕逃犯出谋献策；而非像以前激烈批判刘翔那样批判孙文德，进而针砭政协会议的制度设计。
　　问题在于，孙文德可以缺席政协会议，刘翔为什么不能缺席呢，只要不是“无故”，只要依程序请假；为什么刘翔迎来了批评，孙文德迎来了认同——至少，认同之声压倒了嘲讽之声？看来此中症结，并不在委员们的声誉，不在地位，而是那个“故”，与国人对政协的期望值，孰轻孰重。因为破“1·6南京持枪抢劫案”的社会意义，远胜以协商为主旨的政协会议，所以公众能够体谅孙文德的缺席。有些明星的缺席，却是因一己之私，所以落在他们头上的只可能是排山倒海的批评和谩骂。
　　这里可以谈一下国人对政协的态度之纠结。今年地方开两会，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新闻，主角是广东省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吴小莉。去年她呈上一个提案，建议从激励机制方面对志愿者进行奖励，今年得到回复，广东将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设置南粤志愿者红棉奖。为此她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提案还是有用”，其言下之意，原来以为提案无用，这正应了她另一句话：“有些记者会说政协委员是花瓶，我以前站在记者角度或许也会这样想，但自己做了政协委员之后，我的想法有了转变。”——视政协委员为花瓶，政协会议为摆设，大抵是一种社会共识，局中人吴小莉都曾如是观，遑论公众？
　　还有一张照片，风传网络，令人难忘。主角是姚明，他以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列席了同期召开的上海人代会。照片之上，姚明正襟危坐，一脸肃然，聚精会神，正听会议报告，身边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大都垂头丧气，甚至打起了瞌睡——这般场景，绝非初见。这张照片，被人戏名曰“姚明醒了”。也许这只是盛会的非主流一幕，然而，千姿百态的沉睡者与此起彼伏的鼾声，牢牢定格于民间的记忆版图，奠定了国人对会议、对代表与委员的政治印象。
　　由此可知政协会议在国人心中的重量，无论如何都比不了“1·6南京持枪抢劫案”等重大社会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政协的社会作用力之轻与政协形象的急剧贬值（这是刘翔、张艺谋等因缺席政协而被批、挨骂的另一个重要原由，国之名器，岂能被当作玩物，滥施于明星），便放纵了委员的缺席、沉默与昏睡。今日中国，政协之作用，刻薄一点说，乃是一种无用之用。当委员们都开始自轻自贱，安于花瓶的角色，甘于无用，不思进取，它如何能够将作用力反射于政治，挽回在国人眼中遗失的尊严？
　　恰巧，这两天我听来一则相应的故事。话说某地选举，有一位毒品通缉犯，虽然负案在身，依然不忘行使投票权，他冒险现身投票所，被警方发现，警方待他投完票，才将其带回警局。通缉犯投票与政协委员缺席，自然并无可比性，不过，二者却从相对的两面诠释了何谓无用之用：通缉犯那一票，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一票定总统，那是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美国电影《关键投票》），若因此弃之若敝屣，缺席投票所，正可谓“无用”；当千万人都敢于投出一票，那便有了用。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