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有些人以为，这句名言出自梁启超之手。1915年8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如利刃，刺向正沉浸于皇帝梦里而不知今夕何夕的袁世凯，以及那些为恢复帝制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们。文中有言：“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
　　梁启超说“吾侪平昔持论”，不知其“平昔”，始于何时。就我所见，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杨度创办《中国新报》，在其“叙”（发刊词）里，他指出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重点在于“宪”，而不是“主”。“故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同一意思，杨度之言说，似要早于他的好友梁启超。
　　谁最早说出了这句话，只是小节；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与谬误，才是大义。对一个国家的建构而言，政体的确比国体更具决定性。作为国体的君主制与共和制，好比果皮；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好比果肉。我们吃水果，也许会在乎果皮的光泽、鲜度，不过那终究不是重点；果肉之软硬、甘苦、优劣，才是我们挑选水果的第一标尺。同理，假如我们有权选择所生存的国度，将首先考虑这个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能否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宪政政体才能保障这四大自由，专制政体则是扼杀这四大自由的刽子手；至于宪政政体的外观，是像英国那样的君主制呢，还是像美国那样的共和制，犹如你问一个饿了三五天的好汉，是吃烧饼呢，还是肯德基——只要有吃即可，吃什么倒无所谓。
　　这么对比，并非贬低国体。果皮固然要削去，然而若无果皮的护佑，果肉便会干枯，失去鲜美的滋味。杨度、梁启超等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我们可以善意理解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事实上，国体不仅要问，还要坚持追问，千千万万遍。国体虽然决定不了政体，却可以破坏政体的扎根和发芽。以君主制为例。宪政政体之下，君主必须是虚君。可是有哪个君王甘愿作手无实权的虚君呢，像一尊高贵的圣像，被供于孤独的神龛之上，手握的权柄，却是蜡塑，连一个乞丐的生命都无法生杀予夺。不必说袁世凯这样的雄主，懦弱如溥仪，当上了傀儡皇帝，心头的权欲，便要不由自主烧灼起来。君王如野兽——他自身可能如沉默的羔羊，一旦套上了权力的魔戒，正与暴虐的野兽无异——不把他关进法治的铁笼，则永远不能成为虚君。相比之下，君主制对宪政的破坏，往往要超过共和制，因为在君主制之下，权力集束于君主这一头野兽之手；而从理论上讲，共和制本身就是一种分权，权力源于民授，而非天授、神授，民权对公权构成了一道先天的约束，在公权力内部，立法权、司法权可以约束行政权，甚至在行政权内部，还有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之争）。如此，形同君王的总统企图作恶，顾忌就多了，从里到外，无数锁链束缚了他扩张的爪牙。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的杨度，主张君主立宪，立宪却如梦如幻，从不可见，权力的重心落在了“君主”身上，以至他必须为袁世凯的君主专制买单，最终沦为帝制之役的炮灰。不问国体的结局，却是连政体都不可问。这一段悲剧，足以提醒我们，政体与国体都要问，它们同为政治之果不可或缺的元素，果肉不存，果皮无依；果皮不存，果肉迟早要迎来被风干的历史命运。
　　
　　供《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