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的出路
　　
　　
　　广东佛山市开两会，在中学任教的人大代表方明发言称：“……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广州日报》2012年1月10日）“刁民”本来是名词，这里被方代表用作形容词，语义愈加突兀，令人望而生畏。
　　假如方代表不说“刁民”，我差点遗忘了这个一度十分流行的词汇，尽管每每被问及家乡，我说来自安徽阜阳，然后加一句，“穷山恶水，多出刁民”，然而这里的“刁民”，毋宁是一种辛酸的自嘲，并无政治批判之意。在一贯巧言令色的中国官员口中，政治色泽过于鲜明的“刁民”，正渐渐绝迹，而代之以“一小撮”等语焉不详的说法。我上一次听说“刁民”，还是在古装电视剧里呢。
　　方明虽然贵为人大代表，却终究不是官员出身，全然不知政治话语之忌讳，故直言“刁民”，捅了舆论的马蜂窝。其实她的意思，倒也不能说大谬不然。她认为百姓需要教化，“把好的东西给他，叫教；把他身上坏的东西去掉，叫化”；所谓溺爱，指政府满足了百姓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这些言论，单从字面上讲，实在无可厚非。
　　一旦反观现实，则可知方代表的一番高论，犹如漂在半空的美轮美奂的气球，与我们所扎根的盐碱地的距离，足有数十米之远。百姓的确需要教化，然而政府并无资格与能力担当教师之职，同时，相比百姓，政府更需要教化。犹如罗纳德·里根所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若以政府为独一无二的教育者，那么作为教育对象的百姓，哪怕活到一百岁，依然是未成年人。
　　至于对刁民的定义，方代表显然有些一叶障目。我们姑且承认，父母的溺爱，会出逆子；政府的溺爱，会出刁民，不过在今日中国，你在哪个角落能见到政府溺爱百姓呢，公权力所溺爱的物种大多是官二代与富二代，这些人刁则刁矣，却与民无关；平头百姓，普罗大众，若能得到权力者的溺爱，那真是三生三世修来的福分，有这等运气，请赶紧去买彩票。
　　环顾左右，我们所见的刁民，不是基于政府溺爱，而是基于政府打压。棍棒之下，出孝子，更出逆子；严打之下，出顺民，更出刁民。这里的刁民，乃是由政府所定义，在他们眼里，不听话、不从权、不守法的百姓，都是刁民。譬如那些宁死不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钉子户，坚持上访数十年风雨无阻的访民，敢于曝光政府恶行的路人，为百姓打官司的维权律师，为苍生书写苦难的作家等。大抵依权力者的思维，服从他们，就是顺民（良民），不服他们，就是刁民。一个“刁”字，足以说明权力者对这一类百姓的极度恶感。
　　对刁民而言，他们何尝愿当刁民呢。没有人一出娘胎，脸颊就被刺上了刁民的金印，被充军发配到社会的背面。刁民之前身，多为顺民；然而当顺民的代价太大了，或者连顺民都当不下去，那就唯有走上刁民之路。质言之，绝大多数刁民的生成，都是出于强权的压迫，与对压迫的反抗。这其中，有些人被逼上梁山当好汉，有些人被逼上法场当罪犯。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乏刁民。只是在法治社会，刁民可以一种更合法、更温和、更健康的方式，表达其对社会的怨恨，抗击来自权力者的迫害，这样的社会，刁民甚至不叫刁民——这毕竟是一个侮辱性的称谓——而被称为抗议者、异议分子，或者叫“一个人的反对党”。在一个失范的社会，一个溃败的社会，纵然生产刁民的空间更加广阔，刁民的生存环境却更加恶劣，一旦刁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只能诉诸暴力，那么，刁民的出路，就被彻底堵死了，如梁山好汉，被政府招安，貌似出路，实为陷阱，充当刽子手和炮灰，沦为了他们的悲剧宿命。
　　假如你是一个刁民，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呢？我们少时，都织过笑傲江湖的侠客梦，一剑纵横，快意恩仇，然而让我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大刀杀人，我却有些望而却步；我最欣赏的刁民形象，一是第欧根尼，他有十足的自由与勇气，对威风八面的亚历山大大帝说：“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二是华尔街上那位高贵而淡定的老太太，她高举一块指示牌，以示抗议，牌上写道：“当不义写进了法律，抵抗就成为了义务。”
　　当刁民及其敌人眼中还有法律的影踪，这个社会就有了出路。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