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讲台是多么重要
　　
　　
　　江西南昌的三年级小学生余玉，写了一篇以好人好事为题的作文，其中虚构了这样的情节：有一天，70多岁的老大爷在路上不慎摔倒，手肘磕破了皮，流了血，这个时候来来往往的车很多，躺在地上的老大爷很危险，我就跑上前去，将老大爷扶了起来，路上的行人都夸我是好孩子……
　　这种作文，也许我们小时候都写过，甚至还被老师教导，必须这么写，才能在中考高考得高分。可惜，时代不同了，余玉这篇作文，总分30分，却只得了5分。老师的评语，曝光了她得低分的原由：“现在这个社会，老人摔倒了还有人敢扶吗？”言下之意是，余玉的虚构并不符合现实的逻辑。（《江西日报》2012年1月4日）
　　这里便折射了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一面激励学生勇于助人为乐，一面却目睹农夫与蛇的故事悲情上演，助人者被诬为肇事者，被推上摇晃的法庭；一面以雷锋为标杆，一面却忍看雷锋成彭宇；一面是教育者的高贵使命，欲将学生塑造为忠肝义胆的道德英雄，一面却是现实的道德破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反被当头砍了一刀，血未冷，心已经死了。教科书与现实，教育与生存，就像两匹分别向南北狂奔的野马。
　　我不想谈彭宇，谈道德，谈人心，只想谈教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教育者当何为？在虚幻的道德与冰冷的现实之间，在纸糊的梦想与铁打的生存之间，在高贵的谎言与卑劣的真相之间，他们应该教学生如何选择？
　　余玉的老师选择了后一种，只是其做法不太高明，故引起巨大争议。那个尖锐的5分，宣告了教育制度的自相矛盾。既以好人好事为题，提倡助人为乐，学生的虚构，正是对道德教化的顺服；然而，最终所开出的答案，却是对道德教化的反动，是教育者对其命题的自我否定。换言之，在教育者内部的墙上，已经浮现了深刻的裂痕。裂痕爆发之时，便是意识形态教育崩溃之日。
　　我有许多朋友，在中学教语文和历史。我常问他们，我们的语文、历史教科书，那么多谎言，那些多扭曲的人性，那么多阉割的德行，你怎么教给台下的学生呢，你怎么在中高考的鬼门关与自由、独立的阳光道之中进行权衡？
　　难题在于，你根本无法在谎言与真相、谬误与真理、罪恶与正义之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必须作出抉择。前不久我在杭州做讲座，谈近代史之书写，谈到教科书上的一大谎言，“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明明为张学良所下，却栽赃到蒋介石头上。听众里面有一位高中生，问：我该怎么办，认知了历史的真相，却必须通过谎言的隘口，莫非要精神分裂吗？我的回答功利而犬儒，大意是，先考上大学，再读追寻历史真相的那些书，为时未晚。
　　后来我被批评。批评者说，你无须替学生做决定，你只须把真相和谎言都摆上讲台，请他们自由抉择，他们站在哪一方，就必须为其自主的决定背书，选择谎言，也许从此与真相渐行渐远；选择真相，也许考不上什么好大学，却能拥有一颗自由而独立的灵魂；何况，不必过于看重大学，大学不是分界线，大学教育同样充满了卑鄙的谎言，假如在高中就被谎言所包围、蛊惑，进入大学，早已形同废人，如何有勇气追寻真相呢。
　　这段话令我无地自容。
　　有人说，今日之中国，不是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当教科书沦为谎言的堡垒，当应试教育沦为谎言的单行道，那么教育者对谎言的姿态，便构成了决定教育之成败的最大砝码。教育者的反抗未必能生出自由与公义，他们的屈服，却必定将学生推向幽暗的深渊；教育者无须替学生作出选择，他却必须为学生创造自由选择的平台与契机。
　　回头再说新闻。对那位老师的言行，我实在不敢苟同。助人为乐，急公好义，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认同与发扬的美德。不过，道德教育，不是洗脑，不能强行灌输；而且，践履道德，不是空谈，不能不顾现实。换做我是老师，会以一种善意而温和的态度，一一告诉余玉：什么是美德，实践美德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正如什么是自由，实践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以及，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与国度，做一个好人、做一件好事，是多么困难，却是多么重要。
　　正如一张真实的讲台，是多么困难，却是多么重要。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