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维尔，我前后写过两篇文章，一是论他与昆德拉之争，二是论他与布罗茨基之争。这是其一，收入我的新书《酒罢问君三语》。】
　　
　　
　　签名，还是不签名？
　　——关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病人比健康的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哈维尔
　　
　　在米兰·昆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之间，那场是否应该在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激烈争论，更像是一场隔山打牛的虚幻战争，因为双方并无狭路相逢的亮剑之机。反倒是1968年，这两位捷克的武林高手曾有过短兵相接。“布拉格之春”凄然凋零后，捷克沦陷于苏联坦克的军事占领，昆德拉为此写下了《捷克的命运》，将捷克失败的原由归罪于历史的强硬指令：“作为一个曾经认为‘自己牢牢地掌握着历史的方向盘’然后非常痛苦地发现历史正朝另一个方向前进的人，他直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的方向盘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这就是他认为历史没有人性的原因；似乎历史永远漂浮在我们头上的一个决定命运的超级世界，似乎历史是一个非常智慧的神灵，只能毁灭我们，欺骗我们，虐待我们，或者，只能拿我们开玩笑。”哈维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1969年《面貌》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捷克的命运？》，只比昆德拉的标题多出一个问号，便可见他的坚决姿态。在他看来，昆德拉将一切归罪于历史，无疑是“对自己幻想破灭的极力外推”，是将事件的结果当成事件的起因。在回答记者卡雷尔•赫维兹达拉的提问之时，他表示：“历史并不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它就发生在这里；我们都在创造历史——昆德拉通过他的小说，你通过你的采访，宪章派们通过他们的请愿书。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无论好坏，都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并不是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
　　我不想用一堆大而化之的空头概念——如历史决定论及其敌人——来打发这场精彩的争论；同样，我并不认为昆德拉与哈维尔因这一轮风波而构成了势不两立的思想南北极，从此参商相隔，永不往来。早在1954年，哈维尔从夜校毕业，向各个大学的艺术系以及表演艺术院的电影系申请学习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在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指定的“代理人”一栏，填上的名字便是米兰·昆德拉，尽管最终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接收他。在此后的访谈和演讲当中，他除了表达对老朋友的文学成就的高度赞誉之外，还就一些偏见与污蔑为其热切辩护。流亡法国的昆德拉，在1989年惊闻故国“天鹅绒革命”成功落幕以后，写下了向哈维尔致敬的《艺术作品般的人生》：“歌德曰：人生应该像一件艺术品。对此高论，我向来特别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艺术，正是因为生活畸形丑陋，与艺术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于中欧的年迈的祖国正穿越的伟大日子里，我无比欣喜地获悉，瓦茨拉夫·哈维尔大有希望于不久的将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想到他，我不禁对自己说：在某种情况下（但极少），将人生比作艺术作品也还不无道理。”这是多么高雅而真诚的赞美。当然，比起作为总统的哈维尔，昆德拉更看重作为剧作家的哈维尔。
　　这里我们再引入所谓的签名之争。它源自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男主角托马斯被请求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邀请者是他的儿子，还有一个大下巴编辑，目的是呼吁共和国的主席赦免政治犯。作为潜在的政治犯的托马斯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拒绝。说服他站在受害者一方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是备受压迫的受害者。当他的儿子说：“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却开始惊疑，儿子口中虚幻的责任还比不上女友手上发呆的乌鸦，于是他吐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而在他的决定诞生之前，儿子和编辑纷纷赞许他的某一篇文章写得棒极了，“……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托马斯冷冷回答：“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不知哈维尔阅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时，打了几个喷嚏，拍了几次桌子。作为请愿书的起草者与签名的征集者，他的看法自然不同于托马斯及其背后的昆德拉。首先，他认为签名是对政治犯的精神支援，请愿书使他们感到自己把牢底坐穿完全有其意义：“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其次，请愿书与签名“标志着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在捷克历史之上，这构成了“七七宪章”乃至“天鹅绒革命”的嘹亮前奏。此外，作为一种来自底层的压力，日拱一卒，旷日持久，凝固为一种公民不服从的自由传统，终将令权力者收回尖锐的利齿，拓宽公民社会的生存界限。更重要的是，签名与请愿，也许短期之内开不出自由的花朵；但若不如此，你只能看到苦果丛生，你脖子上的枷锁将越来越粗。
　　哈维尔将昆德拉式的想法归结为：“有人不断怀疑那些请愿者不过是想出风头，想照亮‘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们自己的善良品质”，“对于那些受到道义因素的激发并因此要冒一事无成之风险、其价值要待数年之后才能评价的行为，他们是不大同情的。”其实昆德拉抵制的是一种道貌岸然——有时表现为大义凛然——的道德强化，他恐惧的是一种冠以自由民主之名的专制主义。然而他的哲学所充斥的荒诞气息，导致他赖以抗争的利器——反讽与戏谑——更接近无意义和绝灭的一面。在哈维尔看来，昆德拉“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永远都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
　　哈维尔承认，每一篇请愿书，甚至每一个签名，都含有昆德拉所反讽的那种成分。他不会掩蔽这一点，他反对昆德拉，是因为后者看不见，或者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受过共产主义之无与伦比的荒谬洗礼的昆德拉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哈维尔则担忧这种怀疑主义走过了头而误入虚无的死胡同：“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怀疑主义的本色无比悲观，哈维尔的政治行动却必须摒弃这种悲观。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哈维尔对昆德拉的批判仅仅限于理论的纸面，回到捷克的历史，他却呈现了一副宽容而体贴的面目。譬如“七七宪章”发布期间，哈维尔认为：“如果某个人从内心支持‘宪章’而出于某些原因不便公开签名，那么他可以有很多方式表示他的立场而不必在一张那时仍然隐藏着的白纸之上签名。”以至他主动劝阻了一些准备签名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宪章’的精神”。由此可见哈维尔是多么审时度势，精通权变，难怪他能当捷克总统。（此处另说一例，哈维尔的宽容，不仅指向签名，还指向呐喊，他曾在《狱中书简》文中写到：“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有意思得多……”）
　　所以，签名，还是不签名，在哈维尔与昆德拉那里，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敌友之争。从二人的虚拟辩论（主要是哈维尔一方的声辩）来看，这甚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勇敢与懦弱），不是一个责任问题（担当与逃避），而关系到两个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根本歧异。假如他们有幸读过鲁迅先生的名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么他们都应该承认，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一种喜剧。昆德拉的立场，在于将世界的荒诞面容一一展示出来，至于荒诞过后如何，在他的书中，恐怕找不到什么答案与出路；哈维尔则不同，他竭力在无意义之中发掘明亮的意义，在黑暗之中义无反顾肩起通往光明的闸门。如果说昆德拉是一个理查德·罗蒂所定义的反讽的自由主义者，哈维尔则是阿尔贝·加缪所诠释的滚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然而，在反抗极权主义、追求自由民主这一点上，他们依旧是同舟共济的战友。基于此，签名，或者拒绝，正如坚守捷克，或者逃亡法国，做哈维尔，还是昆德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它无关良知，而它高于良知。它无关道德，而它高于道德。
　　
　　200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