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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沉默的大多数
  ——致Z君
  
  
  不时听到朋友们的怨声:你看现在这些年轻人,什么都不晓得,什么都不关心——“前天我去一所大学讲课,课间休息,与学生闲谈,问他们知道山东临沂的陈君吗——我们且不论此人之是非——大都摇头;问他们对山西、河北的爱国壮士公开焚烧《南方周末》等南方系报刊一事有何看法,大都无言,唯有一个男生吞吞吐吐道:‘据说都是汉奸报纸,活该烧得。’再问他什么是汉奸,却无法定义,只能举例说‘像汪精卫那样的人’……”讲故事的Z君一声长叹,然后把愤慨与感伤埋进了精致的酒盅。
  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于是讲了我刚经历的一桩事。前不久我读到曾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桑德拉·戴·奥康纳的一段话:“在美国,每七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知道约翰·罗伯茨是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是,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能说出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三名评委的名字。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改变。”依此,我做了一个调查,任选十个QQ在线好友,问:“知道王胜俊是谁吗?不用搜索,请直接回答。”九人答不知,只有一人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这十人,恐怕不全是年轻人,至少不会全是Z君所抱怨的90后们。所以我对Z君说:你不要老是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如何浅薄、如何无知,然后感慨下一代令人无比失望,未来并不值得乐观;这不单是青年一代的问题,而是所有国人的问题,不信,你可以拿你的两个问题提问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他们的回应也许让你更加悲观呢;甚至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如忧心忡忡的奥康纳所批判的那样,美国何尝不是如此?有些名字,有些事情,注定是少数人的话语专利,大多数人对此则惯于沉默,惯于冷漠,这在许多国家与时代都是常态,当然你可以批判,只是你的批判并不足以构成他们的道德负担。
  由此想起王小波先生的一个著名说法: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人的沉默,各有其原由,不过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种,或者像王小波这样,不想说话,或者不能说话。相比之下,这后一种正占据了大多数里的大多数。不想说话,至少还能说话;不能说话,就是哑巴。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仅在话语权,还在思想之独立自主。有些人,被扼住了喉咙,只能像哑巴一样沉默;有些人,则被禁锢了头脑,他一无所知,张开了嘴巴,却不知能说什么,所发出的声音,不是人(领袖)云亦云,就是不知所云,这和哑巴差不多——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言,专制制度之下,只有两种人,一是骗子,二是哑巴。
  中国进化至今,则多出一种:傻子。按Z君的说法,哑巴越来越少,傻子越来越多。令他苦闷的90后大学生,自然不是哑巴,却与傻子无异。他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喉咙,却不能支配自己的头脑,其头脑完全被教科书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郭敬明、于丹所代表的快餐文化所侵占。这样的头脑所发出的声音,自然入不了Z君的精英之耳。
  Z君身上所流淌的精英主义的孤独,正对应大多数民众茫然而无助的沉默。然而两者并不该互相责难,互相敌对。一方面,Z君作为教师,有责任告诉学生,什么是汉奸,烧报纸是一种自由,只是自由应有其界限,焚书的下一步,就是焚人;而不是一味沉湎于怒其不争的怨怼与悲叹,他的逃避,只可能令无知者更无知,令沉默者更沉默。另一面,我们要看到,沉默的大多数,并不甘于沉默,犹如他们并不甘于自己的头脑被植入病态的杂草,他们正努力发出微弱、自由而坚定的声音。只是他们所生存的时代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的话语风格,远远歧异于我们所惯用的启蒙话语;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无知与疏离,并不妨碍他们使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追寻自由的真义。
  我向Z君说起了一则新闻。上海有一所大学举行选举,因学生弃权及废票太多,导致候选人得票无法过半,只得重选。为什么废票太多呢,有些学生,对指定的候选人不满,则另选他人,甚至填上“陈冠希”、“苍井空”等人的名字。更有甚者,因官方呼吁“投好庄严一票”,有人便把选票投给了“好庄严”。
  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不是千里之外的陈君,不是火光之中的《南方周末》,而是选票之上的苍井空与好庄严,更能诠释他们对权力的嘲讽,与对自由的向往。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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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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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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