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儒家的归儒家，宪政的归宪政
　　
　　
　　十年前，哈佛燕京学社编了一本《儒家与自由主义》，收录了杜维明等百家之说，我拜读之后，一头雾水。若谓儒家是驴，自由主义是马，那么二者合体，便只能生出骡子。好在儒家自由主义这头骡子，在中国这个非驴非马之国，并未流行起来，而更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冷笑话。
　　近年来，却有两个近似儒家自由主义的物种，破茧成蝶，比翼双飞。其一叫儒家马克思主义，其二叫儒家宪政。关于前者，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可以一言蔽之为“让孔子入党”，这似乎有些将其庸俗化，不过，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置于一处，人们多半会想起毛泽东这个悲剧的案例。后者则是一个新词，并无殷鉴可寻，所以拥护者与反对者的激烈争论，常常陷入观念的空战，近乎鸡同鸭讲。
　　观念之争的基点，则在于辨明观念之所指与能指：儒家是什么，宪政是什么，儒家在今日中国是什么，宪政在今日中国是什么。至少，我们要清楚，儒家的精义是什么，宪政的精义是什么。若用最简易的词语作结，儒家的精义——在政治这一块——就是内圣外王，宪政的精义就是把（权力的）野兽关进（法治的）铁笼。
　　这两者能够相互格义吗？从其精义上讲，它们完全不能共存，如果说宪政是一具规则之笼，那么儒家的自证与实现，则必须突破铁笼的桎梏。这两者需要相互格义吗，换言之，儒家若想复兴，必须和宪政挂钩吗；宪政若想在中国扎根，必须和儒家结盟吗？对这里的两个“必须”，我都有些犹疑。
　　说到底，宪政就是宪政，从不存在什么基督教宪政、儒家宪政等。不能因为宪政发源于有基督教精神背景的国家，便将其视为基督教的专利。宪政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前面的限定词越多，它的独立性就越弱。
　　宪政的中国化，的确需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与文化土壤。然而这种适应，不是削足适履，不是抹煞自身的特质，而一味迁就土地的性质。譬如宪政讲究三权分立（美国），有些地方，因土壤不同，可以收缩为二权分立（英国），可以扩散为五权分立（孙中山的宪政制图），但是你不能改造为一权独大，不能把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这些犹如人之颈椎、脊椎一般的元素都弃若敝屣。一旦丧失了这些元素，宪政就不是宪政，它本来是一匹马，却不幸变种为河马。
　　假如中国的土壤还是儒家的天下，那么提出儒家宪政正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可惜，儒家在今日中国，已经沦为游魂（儒家的未来，即游魂的复生，当在民间而非庙堂，在文化与日用而非政治）。百年前的先贤，主张中体西用，结果中国的体根本支撑不了西方的用。换在一代不如一代的今日，儒家的衰微之体，恐怕更加支撑不了宪政的用；反之，以宪政为体，以儒家为用呢，以宪政设计政法制度，以儒家规范世道人心，也许是一种渺茫的出路——只怕这种被反转的体用与皮毛之分，难以遂某些儒家宪政的鼓吹者的愿。
　　儒家宪政的提法，作为一种学理尝试，无可非议；作为一种政治投资，则不免令人心生惧意。若不嫌诛心的话，大抵在鼓吹者们的体内，帝王师的心结一直在蠢蠢欲动（如宪政专家杨度，一生纠结于帝王术与宪政梦的交战）。宪政拒绝帝王，谈何为师呢，惟有将其置入儒家的蓝图，帝师梦才不是梦幻泡影。然而，内圣外王的政治欲望，如何能在宪政的铁笼之中发扬光大，而不是，两者相互吞噬，最终两败俱伤？播下宪政的龙种，却收获专制的跳蚤。到头来，不仅毁了宪政，更是毁了儒家。
　　所以，还是让儒家的归儒家，宪政的归宪政；让文化的归文化，伦理的归伦理，政治的归政治；让公民的归公民，儒生的归儒生，骗子的归骗子。
　　
　　补记：“让儒家的归儒家”之后，还可以加一句，让孔子的归孔子。正如马克思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孔子未必是儒家——不管是汉之儒家，还是今之儒家——的信徒。他生在今日，倒可能是一个宪政主义者。
　　
　　供《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