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刚刚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12月12日，广东佛山与江苏丰县就先后爆发了两起校车事故，尤其是后一起，受难之惨烈，堪比上月甘肃正宁县的那一幕悲剧。还有什么意见，能比这两场灾难更尖锐，更具说服力，同时却更残酷，更令人痛心疾首呢？
　　校车安全条例的生产，原本是为了削减、杜绝校车事故；校车事故的频发，则在反讽条例的滞后与脆弱。令人忧心忡忡的是，这么多事故，这么多含苞待放的生命的无情流逝，未必能促成条例的完善与顺产；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条例，即便诞生以后，未必能将制造事故的恶魔扼杀于飞驰的车轮之前。
　　这不是悲观，不是危言耸听。一方面，对于由政府主导生产的校车安全条例，我始终不敢过于乐观，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判断。可以此前的拆迁条例为镜鉴，拆迁悲剧的受害者，远远多于死亡校车，可是今年初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怎能令那些在火中殒身的亡魂瞑目、安息？
　　条例的执行力，更是一大难题。譬如校车的超载，难道一定要等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校车安全条例出来制裁吗，依现有交通法规，就无法解决超载的问题？为什么直到事故爆发，超载这条鱼才落入法网；为什么如正宁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这么严重的超载，却一直如漏网之鱼，逍遥法外？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校车问题，恐怕不仅是政府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的问题，不能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政府头上；这背后，还隐伏了教育、民生、公共福利等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
　　记得我们上幼儿园与小学的时候，学校与家的距离，大多不会超过两公里，步行也好，骑车也罢，那时的我们，从来不知校车为何物。在电视机里看见港台与美国的黄色校车，常常一脸艳羡，只是这种艳羡，不是出于安全感，而是出于新鲜感。生于1980年代的我们，也许都做过校车梦，就像都做过保家卫国的梦，都做过为人民服务的梦。而今，这些梦却被时代的巨轮碾碎了。
　　现在的孩子们，颇有一些无法体味被父母骑车送上学，坐在自行车后座的苦涩与欢愉。他们的父母，或者忙于工作而分身乏术，或者出门打工而无力为继。于是他们只能快步走上囚笼一般的校车，等待死神的裁决。
　　这些年来，许多农村的小学纷纷被裁并，而集中到乡镇。这么一来，原先出门左转五百米，可以到小学，现在要出门右转五公里，才能赶到乡镇中心的边界。五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对成人而言，骑车大约要20分钟，对十岁左右的孩子而言，估计得半个多小时，若在山区，或逢雨雪天气，则更加费时。如此，不如多花点钱，把孩子托付于沿途接送的校车。至于校车是否安全，那是一个运气问题。
　　有些地方，校车经营，乃是一笔烂账。我有一个表哥，曾在一所乡镇小学当校长，后来被调到中学管后勤，有一回他喝多了，向我诉苦，说他当校长那些年，什么油水都没捞到，现在这个校长，是教育局领导的内侄，上任之后，大开方便之门，将校车经营权全部交给他的内弟，然后令老师要求远乡的学生，要坐校车，只能坐这一辆校车，其他的校车不许坐，胆敢坐了，有你们好看！这种校车，才是真正的“特权车”。不独校车，任何一种事物一旦被垄断，流毒便源源而生。
　　我说的这些案例，不过折射了校车问题的冰山一角。现代人的快节奏生存，农村青壮年的出走，快刀斩乱麻的基层教育改革，学校的腐败与校车的特权经营等，还有更多的社会病变，将承载了希望与未来的校车推向了死亡的悬崖。这些问题，襁褓之中的校车安全条例能够化解几许呢。所以说，制定条例，犹如破冰，然而这只是改革之旅的第一击，并非有了条例，校车就能安全。在中国，校车的安全犹如一张破网，多如牛毛的断线，等待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用心缝补。如果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条例头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只怕将有更多的生灵坐在校车里哭。
　　
　　供《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