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上书的重量
　　
　　
　　三年前，阎连科在北京西南四环一处叫“世界名园”的社区买了一座宅院。此地环保、幽静而富有诗意，作家写到，“景色打在眼上，有青白的声响”。他原本有意在此写一部中国的《瓦尔登湖》，可惜，那一场安静的文戏，刚刚开始它伟大的剧情，便被公权力的铡刀拦腰斩断。阎连科和他的中产阶层邻居们的瓦尔登湖梦，在推土机的铁蹄肆虐之下，化作一地断壁残垣。
　　2011年7 月，阎连科接到正式通知，说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在内的39 户人家被要求拆迁。此后，自然是就赔偿等问题展开谈判，谈判的结果，大半是无果。10月8日，尚未签拆迁合同的32户人家的墙上被贴上一则公告，公告称这些房屋“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设”。11月24日，世界名园所属的丰台区花乡政府突然通知拆迁户们，将于11月30日进行强制拆除。十万火急之下，阎连科公开致信中央领导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关注，“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今后可以少些此类荒谬的拆迁恶剧”。
　　这些年来，因拆迁、征地、冤狱等问题，受害者致信中央与地方领导，并不鲜见——能收到回音，则十分鲜见。然而像阎连科这样的名人，如此公开叫板，恕我孤陋，还是头一回见识。在史铁生去世以后，若论大陆最优秀的作家，我以为当首推阎连科和叶兆言二先生。且对阎连科而言，他不仅著作等身，还在体制内担任要职。就连这等人，都要在强拆的压力之下噤若寒蝉，欲使用法律的武器而不得，被迫公开上书，摧眉折腰事权贵，由此可见拆迁的杀伤力，已经危及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对此，媒体惯用一个说法，“阎连科和他的中产阶级邻居们”。据《广州日报》（11月3日）报道，世界名园的住户，“至少有1个少将、不下10个司局级干部和七八个处级干部，其余的业主有律师、金融行业的人，还有全国闻名的心外科专家”。只是这些光华夺目的身份，并不能阻挡拆迁队的推土机将他们家的围墙轰然推倒，更悲剧的是，此刻他们还沉湎于惶惑的睡梦之中。
　　阎连科曾说，要化解这场拆迁纠纷，以及纠纷所带给他的不安，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背靠法律。如果我们不能背靠法律，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任何人都会有一种焦虑感”。据其公开信，他与他的中场阶级邻居们不是没有使用法律的武器进行抗争，不过在权力的铜墙铁壁之前，孱弱的法律终归头破血流，一无所得。他选择上书中央，不啻是自打耳光，并宣告法治信念的凄然破产。
　　阎连科的公开信，不止是写给中央，更是写给公众。然而不管写给谁看，这都是不走寻常路。他诉诸的不是规则，而是身份和运气。如其所言，他的作家身份，对拆迁办来说，的确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被拆迁的对象而已；但对权力者和公众来说，他的身份就是最有力的利器，是反败为胜的最大法宝。所以他在公开信里，一面对权力者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一面发扬作家的话语权和道德感。他与他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若他不是著名作家，这封公开信的重量，还不如电线杆上包治性病的广告。
　　然而，即使作家的身份、公开的呼告，帮助阎连科度过了这场劫难，所生出的光明未必大过所掩盖的黑暗。这只是阎连科一人的成功，却是大多数国人的悲哀。因为纵观中国，如阎连科这样的作家，不会超过十人；他的上书能上达天听，则是依赖权力的垂青，而非法治的恩泽，说白了，就是运气，就是权力者的脸色忽然多云转晴。这可以称为维权，却是最功利主义的维权，并无借鉴意义，你想效仿，却无那些本钱。
　　当然，不论此事结局如何，最终结出善果还是恶果，对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言，他应该从中发掘最接近时代的真相与人性的隐秘的那一面。自称“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的阎连科，如果能将这一段“奢侈的”岁月，“这像是一场集体荒诞”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也许会发现，他所积淀的文字，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其中所包含的苦难、幽暗与荒谬，超过了《受活》、《丁庄梦》、《为人民服务》之总和。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