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的政治学
　　
　　
　　近年来，有三个名词被发扬光大，生出万千气象：抑郁症、精神病、临时工。
　　官员自杀，最终都要被诊出，此人生前患有抑郁症，不堪其扰，愤而自绝。民众上访，或者制造恶性案件，待有司验明正身，便在其愤怒的脑门拍上一枚标签：此人系精神病。政府机关不慎曝出丑闻，需要给民意和舆论一个交代，领导与张三耳语片刻，走上前台，对外高声宣布：肇事者张三，本是我单位的临时工，现在已然被辞退。
　　相比“小姐”从称谓变成工种，“同志”从称谓变成了性取向，临时工的语义变迁，倒不似斗转星移。它的原始语义，是指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临时招聘的工人，与正式工相对；而今，临时工还是临时工，不过其背上多了一重包袱：替罪羊。假如盛世中国一路高歌猛进，二十年后，你再翻开《辞海》，也许会发现，临时工的原意无迹可寻，“替罪羊”的歧义则登堂入室。
　　如今，临时工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物种，犹如奉化的芋艿头、宁海的蛏子、绍兴的黄酒、武汉的周黑鸭，如果可以打包出口，想来一定能够畅销于国际市场。如你所见，只要有权力丑闻的地方，都有临时工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背影：城管打人，原来是临时工；女警发飙，原来是临时工；公务员伪造公文，原来是临时工；警察撞人后逃逸，原来是临时工；文明检查团在娱乐会所寻衅滋事，原来是临时工；坐警车擦鞋，原来是临时工……哪里有危险，危及到领导，哪里就有临时工；而且，这些临时工，好比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我曾调侃道，临时工的战斗力已经完胜城管。有一个段子，说某国领导，被暴民驱逐下野，便跑到中国：“欲借三千城管，光复故国。”由此论证中国城管的战斗力誉满全球。如今段子需要改写了，不必再借三千城管，借一千临时工，足以剿灭乱党；倘能组建一支三千人的临时工队伍，恐怕可以荡平世界。
　　这终归是玩笑。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替罪羊都是临时工，而非正式工；正如为什么落在官员、访民与暴民头上的是抑郁症和精神病，而非癌症和心脏病？
　　疾病有其政治隐喻，临时工何尝没有呢？我们可以将一个单位譬喻为一台机器，那么领导乃是轴承，职员乃是螺丝钉，螺丝钉里面，正式工已经镶入了机器，临时工则被搁置于工具箱，以为备用。有些螺丝钉，终其一生都处于备用状态，生出苍老的锈迹而无法转正，然而它必须无怨无悔，被意识形态锻造的螺丝钉精神告诉它命该如此。当机器的运转出现了偏差，轴承自然不能犯错——它若错了，机器就得重装，而且这一台机器正构成了另一台更大的机器的轴承，这么一来，后者同样得重装，一台连一台，犹如一击即全军而溃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只能是螺丝钉擅离职守。为了向外界展示这一台机器运转良好，则不太可能在机器身上拆去两颗螺丝钉以敷衍塞责，那便只能从污痕斑斑的工具箱里寻觅替罪羊——有时，哪怕螺丝钉取自机器身上，却得告诉外界：这是临时工，临时工，不信，你看它身上，不沾一丝机油呢。尽管这颗螺丝钉已经被油污遮蔽了本原的面目。
　　有人问，这些临时工就那么甘心屈从做替罪羊吗？这可一分为二来讲：他做替罪羊，乃是一笔权力买卖，所得的报酬，大概不会少于相应的工薪；当他被点名去做替罪羊，却推三阻四，抗命不遵，不免要沦为领导的眼中钉，他本来只是一颗螺丝钉，怎么抗得过轴承的巨大压力。所以，这替罪羊，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毕竟你只是羔羊，而不是虎狼。
　　这正是临时工之乱象的症结所在。临时工充当替罪羊，从表面上看，因为他们不是正式工，他们没有赫然镶嵌于权力机器之上；实际上，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差异，端在权力者的一念之间，在公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语境，让你当正式工，你就是正式工，让你当临时工，你就是临时工，让你当替罪羊，你就是替罪羊。你的身份，就像一块橡皮泥，任权力者雕琢、蹂躏。
　　所以，临时工的问题，并非转成正式工就可以解决。从根子上讲，必须打破公权力的垄断与遮蔽，临时工们才能自由支配脆弱的命运。当权力的巨掌一手遮天，你这辈子都是临时工，正如你这辈子都是自家房屋的租客，都是祖国的陌生人。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