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折的权力，打折的正义

这年头，投资有风险，举报有风险，做官有风险，就连做爱，都风险重重，一不留神，就得破财消灾。据《南方都市报》（11月9日）报道，张某约网友见面，发生了关系，却被警察指为涉嫌嫖娼，带去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十里铺派出所。警察告诉他，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罚款，二是坐牢6个月到2年”。当张某愿意认罚，再被告知，有两种罚款方式，要开票据就罚8000元，不开票据就罚4000元，他选择了后者。逃出樊笼后，他便主动向媒体曝光。

读此新闻，疑云满腹，我似有一种错觉，以为在读荒诞派作家的小说。第一个疑点，网友上床，怎被判为嫖娼，难道女网友是妓女，然而即便是妓女，仍需辨明，她与张某发生性关系，是以网友的身份，还是妓女的身份，上床之前，是否议定了性交易的价格。这些问题无法明确，就轻易定性为嫖娼，警察的权力，似乎足以指鹿为马；而且，这毋宁是对国人的侮辱，哪个女人愿意被视为妓女，哪个男人愿意被视为嫖客？经此一役，网友们约炮，务必要三思而后行。

第二个疑点，警察给张某指明了两条出路，罚款，或者坐牢。嫖娼违法，却不是刑事犯罪，对于嫖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至多拘留15天。警察说可处徒刑6个月到2年，要么是不知法理，要么是危言恐吓，不管是哪一种，警察都错了。此外，法律规定，拘留嫖客，同时还可处以罚款，二者并非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不过这罚金，当在5000元以下。警察说要罚8000元，则属一错再错，或者将错就错，可叹那张某，一再被当作冤大头而不自知。

第三个疑点，乃是新闻的噱头。开票罚8000元，不开票罚4000元，莫非派出所是我家附近的川菜店，警察是那个满脸狡狯的老板娘，她常说：不要发票的话，就把这十来块的零头免了。饭店不开发票，是为了逃税；派出所无需上税，不开发票，显然是为了中饱私囊。当然，罚款8000元，虽然名曰上缴国库，却同样可能落入某些蛀虫腐败的口腔，只是要多费一些周折。那一张票据，在公权力的天平之上，其实轻如鸿毛。

说及罚款而打折，忆起一些往事。上初中的时候，我常帮父亲上街卖菜，店面太贵，租不起，只得摆在路边。许多菜农及菜贩子都是如此。彼时城管尚未出世，执法权还在工商局手里。他们以罚款为主，有时会没收秤和秤砣。罚款可分两种，你要盖有工商局印章的罚单（记得像车票一样大小），就罚一元；不要的话，则罚五毛。对小本经营的菜农而言，卖五斤青菜，才赚五毛，能省下来，何乐不为呢，所以几乎都选后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执法者不止一批，有人先来罚你，此后若还有人来，你手中并无被罚的单据，那该怎么办？纠纷往往由此而生。其由头，却不在于菜农是否应该受到处罚，而是应该受到几次处罚。菜农之悲如斯，令人气沮。

我曾亲见那些无罚单的罚金，落入穿蓝制服、戴大盖帽的执法者之口袋，他们执行完公务，常去街边的小吃铺吃早餐，结账之时，掏出刚刚从父亲那里罚来的、青菜气息犹存的五角钱。我虽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偶尔，趁他们转头的瞬间，在其稀饭碗里吐一口唾沫。

由菜农与执法者的博弈，更易窥见罚款打折的实质。这一面是因公权力的私人化，权力体系漏洞百出，执法者可以从中公然作弊，公器被私用，公款入私囊，权力沦为摇钱树，执法沦为买卖。另一面，显然，假如所有执法对象都不愿配合作弊，主动向执法者索取票据，这股歪风邪气自然难以流行起来，然而在法治缺席的语境之下，甚至有时在法治语境之下，受罚者将首先考虑所受伤害的最小化，而非监督权力、捍卫法治。如果说执法者是蛀虫，那么颇有一些执法对象心甘情愿做蛀虫的食粮，罚款打了对折，常常沾沾自喜，还以为捡了便宜。像敢于曝光的张某，实在是不甘沉默的少数。

权力就是一头倔驴，你不抽它，它永远不愿卖力推磨。权力的漏洞，从来不会自动修复，而要等到那些惊慌失措的菜农和嫖客，宁可按原价受罚，依然坚持要求执法者撕下那一单票据。这的确要付出金钱与勇气的代价，但是他们理应意识到，今天，权力可以打折，明天，正义就可以打折。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