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孝的名义被滥用
　　
　　
　　老话说，缺什么补什么。反过来讲，从一个人、一个社会在补什么，大约可以推断其缺什么。当北京大学将“孝敬父母”视为考量推荐生的第一标准，当中国伦理学会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由此可知，孝，在古代中国作为诸善之首的孝，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严重缺席。
　　关于孝的缺席，深圳有一个新闻。北大硕士毕业、在财政局工作的公务员廖某，将从湖南郴州老家来深圳帮其带孩子的父母打伤。此事经媒体曝光，所激起的后果，则为廖某始料未及。除了舆论谴责，10月27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特意写了一封信，论及道德建设。这么一来，廖某别无选择，10月30日，在政府与媒体的关注之下，廖某向父母下跪道歉，并向公众致歉。
　　有人质疑廖某道歉的动机：假如不是市委书记写信，政府出面干涉，他会深情道歉吗？要知道，当他“打母咬父”的丑闻曝光，他对媒体的态度，颇有些敷衍和不屑呢。还有人质疑，廖某向父母赔礼道歉，乃是天经地义，如此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诸如“深圳文明办、关爱办相关负责人特地探访”等，难道不是在滥用孝的名义，打造精神形象工程？
　　对于公权力，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对于公民个体，我们则应该以最大的善意来估量。所以，我宁愿认为，廖某的忏悔和道歉发自肺腑。观诸《南方都市报》（10月27日）与他的对话，他的确流露了深深的悔意，请求公众予以宽容，当然他坚持认为，他与父亲的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他们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矛盾”——从其措辞来看，廖某不愧为公务员。
　　不管怎么说，廖某道歉了，他在父母膝前痛哭流涕，呈现了久违的孝子一面。度尽劫波父子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里不妨延伸开来，谈一下孝道的建设。
　　还是老话：棍棒出孝子，父母不打，子女不孝。此言固然片面，却正适用于廖某。假如不是政府与媒体严正鞭笞，廖某也许终将忏悔、道歉，但不至于在短短数日之内浪子回头。
　　然而不是所有的棍棒，都能落在子女身上；不是所有被子女伤害的父母，都能得到政府与媒体的垂注；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能在外力的激烈鞭挞之下幡然悔悟。道德从来都不是源于暴力，棍棒能打出孝子，更可能打出逆子。归根结底，孝的种子，只能生长于道德与文化的自律土壤。
　　孝道沉沦，正为今日中国的严酷事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家庭伦理的断裂。现在的家庭，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在宗法社会，孝是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正如忠是维系政治伦理的纽带；在现代社会，家已不家，就像廖某，居于深圳，父母却在远隔千里的郴州，除非孝长出了翅膀，否则，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必将让位于其他观念和事物。
　　所以重建孝道，首要在于重建中国家庭伦理，让家先成其为家，让家人感受家的温暖。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自然是为家长洗脚，许多学校都在推行。前不久，重庆江津五中的操场之上摆满了三百个洗脚盆，由三百名学生为其家长洗脚，其场景、气势，堪称壮观。不过，我却有一种错觉，这不是在表达孝心，而是由孝子贤孙们表演团体操美学。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对孝道的建设，似乎误入了歧途，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缘木求鱼。譬如中国伦理学会发起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声称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好比宁波斥资5000万培养千名“乔布斯”一样，怎么看都像是形象工程。可悲而可怕的是，最终，非但未能培养百万孝子，反因孝的名目被滥用、被玷污，加速了孝道的进一步沉沦。
　　
　　供《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