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权柄，上微博
　　
　　
　　微博在中国的兴盛，可以两组数据为证：据统计，一种传播媒体普及到5000万人，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微博只用了14个月，就征服了中国人；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该年底，中国微博用户逾1.2亿；2011年5月，发展到近2亿，这是《人民日报》的数据，不免保守；6月底，新浪CEO兼总裁曹国伟称，新浪微博注册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这是新浪的一家之言，不免夸大——两相对照，却可断言，至今年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必将突破3亿关口。
　　我们常常猜想，这2亿多微博背后，到底是哪些复杂的面孔和身份，温家宝总理是否在微博潜水呢，这自然是国家机密。我只知道，村口卖煎饼的王家宝，在人来人往的间隙，会从油乎乎的口袋里面掏出白色的iphone，刷两下新浪微博，然后抬眼问我：要不要加辣椒？——言语之间一脸傲然。
　　最初，微博的主力阵容，是明星与媒体人，后来闯入了一支生力军，他们所受到的关注、所激起的争议，并不弱于前二者——这就是官员。
　　据我观察，官员上微博，已经成其为风潮。只是实名认证者少，匿名潜水者多。前日我与一位地方官吃饭，他早早开通了新浪微博，公开官职，纵论天下，开一地风气之先。听他说，他的许多副手，都在微博潜水，每日以看他的微博言行为功课，令他常有一种被偷窥的错觉。我开玩笑道：这是好事，你作为光源，照亮了他们的幽暗，所谓阳光行政，正可从微博做起。
　　保守的官员，或者不知微博为何物，或者视微博为洪水猛兽；与时俱进的官员，则以微博为信息平台，汲取民意，博采众议，甚至将微博当成了论政的利器，譬如微博名曰“御史在途”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以微博为阵地，以乌纱帽为赌注，向“和建筑商勾结，诱捕殴打讨薪农民工”的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长沙县公安局长曾卫国宣战，“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
　　陆群供职于纪委，农民工的事，不归他管，所以他的微博宣战，只是个人行为。然而他的官员身份，却超出农民工的冤情，成为公众与舆论瞩目的焦点。正如此前湖南衡阳市司法局两位局长在党委会上上演全武行，副局长廖曜中不服组织部调解，上微博曝光局长贪腐的恶行，他们以微博为载体，将依照官场规则本应在幕后博弈（用湖南省纪委领导的话讲：“党员同志反映党政机关内存在的问题，可通过组织渠道。”）的斗争推上了众目睽睽的前台。我们不能否认，陆群与廖曜中颇有一些借微博造势的意图，但是同样不能否认，哪怕他们有私心，微博论政，却有助于公义之光的普照，至少，凭借这一丝光芒，我们窥见了公权力内部潜伏的种种病变。
　　遗憾的是，这种微博论政，乃是一场缺席辩论，只有一方在言说、控诉。假如陆群所叫板的杨懿文、曾卫国，与廖曜中互殴的万春生局长，都在使用微博，只须@（微博符号，相当于电话呼叫、法庭传唤）一下，双方便可公开对质，以微博为公堂，为公众为法官，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不至像现在这样，公众一面怀疑陆群、廖曜中的指控不实或含有偏见，一面担心他们会不会遭到隐藏在幕后的政治对手的打击报复。
　　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都不由自主站在了陆群、廖曜中这一边，不仅因为他们声称与强权、贪腐作战，更因为，他们置身于公共的阳光之下——我们总愿意相信，只有襟怀磊落、坦荡的官员才不怕见光。这就赋予了那些不上微博的官员以无形的压力，与微博的隔膜、疏离，令这些人背上了沉重的恶名，如封闭、顽固、落伍。更要命的是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上微博的官员代表了“体制内向善的力量”（见《南都周刊》对陆群的报道）。反之，不上微博的官员，就代表了体制内向恶的力量吗？这自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公众却倾向于这种二元化的、道德化的乃至情绪化的评判。
　　长此以往，至少在公众眼里，官员将分成两种，一是上微博的官员，一是不上微博的官员。甚至在官员内部，这种二分法亦将渐渐流行起来。上微博的官员平时所谈论的话题，大多与微博相关，不上微博的官员恐怕插不上话；后者往往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他们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那些连吃饭入厕都在刷手机微博的同事曝光上网。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像《南都周刊》曾报道警察们纷纷“放下枪，上微博”一样，对微博充满恐慌与好奇的官员，不妨放下权柄，上微博。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