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查身份证，我查警察证
　　
　　
　　这次修改《居民身份证法》，不仅事先毫无征兆，连征求意见的程序都能省则省。不知是因为此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所激起的巨大风波，令立法者有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是一向颟顸的立法者认为，修正案已经足够完善，无须社会公议。不管是什么原由，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居民身份证法进行六处修改。
　　这六处修正，譬如自2013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一代身份证，将指纹信息纳入二代身份证等，都备受争议，前者的问题在于政府强制，后者的问题在于指纹备案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最大的争议，乃是修正案草案扩大了警察查验身份证的范围。
　　现行法律规定了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查验身份证的四种情形：一是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二是依法实施现场管制之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三是发生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四是“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这是一个无底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按理说，有了第四种，则不必再修改，反正，警察要查身份证，不符前三种，都可以推到“其他情形”头上，至于什么是“其他情形”呢，警察说了算。不曾想，这次硬生生增加了一种，即“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情形）”。
　　反观现实，你会发现，警察查验身份证，最多的场合恰恰就是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会场等。所以新添这一款，可谓对现实的充分印证。不过，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警察可以在哪些情形、哪些地方查验你的身份证，更在于，他凭什么查验你的身份证，你是否有权拒绝他的查验——这后一点尤其关键。
　　查验身份证属于“截停权”。法律赋予警察截停权，乃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然而，公共利益虽然至关重要，公民个体的合法权益同样神圣不容侵犯。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则关系到公权力的边界之划定。
　　举例来说，我去赶火车，走到火车站门口，忽然被警察拦住，要查我的身份证，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有些难堪，甚至耽误了赶火车的时间——这些都不要紧，问题是，警察为什么要查我，而非查我身边的张三李四。难道就因为我獐头鼠目，看上去像天外来客；膀阔腰圆，看上去像江洋大盗？难道这种查验的理由，仅仅在于警察大人的一念之间？
　　西方有一个相关的说法，叫“合理怀疑”，具体到我们的论题，即警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你在从事、已经从事或者即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就可以将你截停，盘问你，查验你的身份证。但是，怎么怀疑，如何是“合理的怀疑”（这一点，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语焉不详，他们只能宣称：“试图解释‘合理的怀疑’此一词语，反而往往无法让陪审员更加明白其意涵何在。”对此说法，德肖维茨斥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敷衍姿态”），还是由警察一言而决。譬如他称你背包鼓起了一大块，怀疑其中藏有凶器，令你停下接受查验，你能怎么办，尽管你深知你的包里只装了一床母亲亲手缝制的绣花棉被。当怀疑权掌握在强悍的警察手里，你百口莫辩，只能乖乖就范。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立法，一味纠结于警察凭什么查验公民身份证，以及在哪些情形之下需要查验等，必将陷入误区，滋长执法的难度。因为在中国，警察权始终硕大无朋，公民权则弱不禁风，可惜立法者的意图，却是在加固警察的权力，对公民的权利不闻不问。须知，警察有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公民同样有不受警察查验的权力。《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为什么不去规定，在哪些情形之下，公民可以拒绝警察查验身份证呢？
　　至少，它应该规定，警察查验公民的身份证之时，需要主动做什么，如亮出警察证，说明查验的理由，姑且不论其理由是否充分，能否服人。你要查我的身份证，我为什么不能查你的警察证，记下你的警号？这本来是一种同等的权力，却在行政权一家独大的语境之下，不由自主向警察一方倾斜。
　　最后说一个案例，供立法者参看。我的大学同学某君，来自东北，身高体壮，面如黑炭，左颊有一块伤疤，看起来颇像凶神恶煞。他说每次从北京西站转车，都要被警察拦住，盘问再三，查验身份证与学生证再三，才满脸狐疑，放他离去。其实他是一个十分羞涩的人，每被查验，每逢人流之中投来异样的目光，心中深感不平，但他能怎么办呢——大学毕业，他去广东当了警察。
　　
　　供《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