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飞越疯人院》还要上演第几季？

生在中国有这样那样的不幸，却也有这样那样的幸运。假如你是一个导演或演员，若在美国，为了拍一部《换子疑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多了几茎白发，安吉丽娜·朱莉则不惜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从丰乳肥臀减成瘦骨嶙峋；若在中国，就不必费这么大力气，只要你有勇气，把身边发生的一幕幕曲折而惊悚的影像如实录下，每一单作品都足以冲击奥斯卡：拍精神病院的故事，就是《换子疑云》，拍看守所与监狱的黑幕，就是《沉睡者》，拍李庄案前后二季，就是《国家公敌》，拍钱云会村长之死，就是《罪恶之城》，当然无论你怎么拍，都拍不出《十二怒汉》和《性书大亨》。

1975年，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往美国的米洛斯·福尔曼，导演了《飞越疯人院》，一举拿下次年奥斯卡奖的五项主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36年后，一位叫徐武的中国人，在武汉一家精神病院，用中国特色的逃亡方式向《飞越疯人院》的经典一幕致敬：他用床单拧弯了为他特制的那间监护病房的拇指粗的窗户钢筋栅栏，冲出夜色，逃向广州。时值2011年4月19日晚。

福尔曼拍《飞越疯人院》，留下了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尾：自由斗士麦克墨菲虽然死了，他所启蒙的印第安人齐弗却继承他的遗志而逃出疯人院；对徐武自编自导自演的中国版而言，飞越疯人院那一幕，只是一个迷惑人心的开端，剧情随后却百折千回：他出逃八天后，在广州南方电视台大院内被武汉警方强行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院。接下来，大半个中国都会参演这部电影，剧情将更加扑朔迷离。

与麦克墨菲、齐弗等人一样，徐武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他出逃后，曾于4月22日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做过检查，“他们只说我有抑郁症，没说我有精神病”。收治徐武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的工作人员称徐武的精神病在两说之间。院方开会认定：“此人的问题不仅是精神病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落实好上级指示精神，看好这个人。不能让他跑了。”很显然，这句话的重点落在了“政治问题”四字。

将政治异议分子与一切威胁、破坏社会稳定的公民（包括上访者、恶性案件的凶手等）判定为精神病人，犹如将自杀官员判定为抑郁症患者（最新一例是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广生），都是近年来与时俱进的商家隆重推出的政治特产，封口贴上了“中国制造”的防伪标志。这背后，则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治理术，即权力机器热衷于将那些严重扰乱了其正常运转的反对者，以及那些变了形的齿轮、溢出了正轨的螺丝钉，在政法领域，自然要除恶务尽；而在道德、智识领域，同样要极尽打击、贬低之能事，譬如诬蔑他们为败类、渣滓、寄生虫、黑五类……精神病人只是省略号里一个微乎其微的点。

判定徐武们为精神病人，一来可以解释此前他们破坏社会稳定的“反常”行为，二来，假如能对徐武们明正典刑，我相信有司绝不会手软，无奈连株连、罗织都不得其法，那只能暗度陈仓，将他们投入密不透风的精神病院。在此，精神病院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政法角色，它不是看守所和监狱，却被迫发挥后者的功用。这无疑是对医学与真正的精神病人的惨重伤害。然而，当权力者僭越了精神病鉴定权，掠夺了医生的手术刀，那么所伤害的就不仅是医学与病人。

比起同为湖北人、在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达14年之久的郭元荣，被关押了4年多的徐武只是一个受难的小巫。他的至大悲剧在于：4月27日下午，南方电视台大院内，他被武汉警方公然掳走。这一幕是何其触目惊心，耸人听闻，堪比《飞越疯人院》里麦克墨菲被强制进行额叶切除手术，沦为白痴。若拍电影，一切噱头应有尽有：光天化日之下，媒体之公器面前，不明身份，不远千里，跨省追捕，强行绑架——这岂止是蛇鼠横行，无法无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武汉警方疯了，或者，在武汉警方眼里，广州乃至中国即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的扩大版，不管是徐武，还是公众、媒体，都形同其治下的精神病人，对付他们，还讲什么公义、法律？

我以前说过，如果精神病鉴定权不是掌握在中立性的医疗机构手中，而是由公权力鸠占鹊巢，我们每一个人，天潢贵胄也好，村野匹夫也罢，都有可能沦为精神病人。从徐武的悲剧来看，这绝非危言耸听。

李庄案上演了第二季，徐武此次出逃，则是中国版《飞越疯人院》的第二季，2007年6月，他曾逃出精神病院，20多天才被抓回。是就此戛然而止，还是向美剧《越狱》看齐，继续上演第三、第四季？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每一个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正常人都有一颗飞越疯人院的心，徐武们必定乐于让许巍的《蓝莲花》作为中国版《飞越疯人院》的配乐：“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供《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