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8年底，“似是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萧条异代不同时。“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云云，穿越千载，仿佛为现实而作。师徒二人感时伤怀，潸然泪下。

半个月前，胡适已经哭过一次。1948年12月15日，他从北平飞到南京。两天后，到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发表致辞云：“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陈雪屏在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校长”即胡适。

傅斯年在胡适之后致辞，悲歌慷慨，斗志昂扬，一扫胡适的悲情：“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他“确信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共产党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

这是强颜欢笑，故作乐观。事实上，相比胡适，傅斯年的心境更加悲怆。胡适只是痛哭流涕，傅斯年则萌生自杀之意。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有言：“得知南京也很快将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朋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据说，多亏他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这三句话，关系三节史事，姑且一一道来。

第一句，可参考陶希圣回忆傅斯年的文章《傅孟真先生》：“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第二句，可参考陈槃的回忆。陈槃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不太熟悉，有必要介绍两句。此人是傅斯年的学生兼属下，追随傅斯年达数十年之久。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期间，傅斯年任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二系主任。毕业之后，他先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是创办者和所长；后到台湾大学，傅斯年是校长，他能进这两个单位，皆受傅斯年青眼提携，故终身感佩师恩。傅斯年死后，他依旧念念不忘，有一次，他的学生登门拜谒，他正在吃粥，餐桌之上，供傅斯年遗照一帧，后来偶入他的寝室，再次见此遗照。生死相依，可见深情。

据陈槃《师门识录》：“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师”即傅斯年。

这是原始史料，王著引述有误。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1948年12月26日，段锡朋病逝于上海，并非自尽。傅斯年与段锡朋曾一同发起新潮社，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加上罗家伦，号称“三驾马车”，三人互为至交。据罗家伦回忆，朋友当中，傅斯年最佩服的便是段锡朋。1947年，傅斯年到南京看罗家伦，谈到段锡朋，慨然叹息：“书诒（段锡朋字）是天下才，而始终不能一展他的抱负，使我有‘才大难为用’之感。”

陈布雷和段锡朋之死，对傅斯年到底有多大刺激，已经无法考证。需要注意的是，陈、段二氏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为国民党政权尽忠，属于本分；傅斯年则系党外人士，1947年6月，他赴美养病，翌年8月回国，其实他完全有理由留在美国，他的病并未痊愈，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然而，以他的激情，以他的干才，一旦回国，如何能隔绝于行政工作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回国，便有与国民党政权患难与共，以至殉国之意，如陈槃所云：“1948年傅斯年自美返国前夕，有人劝他，中国形势不利，诚非所归，不如留在美国。傅誓言绝不托庇异国，也不作共党顺民，首都不保，乃适他省；他省不保，退居穷乡；穷乡不保，则蹈海而死矣。”

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的感情，似乎比胡适要深一些。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胡适哪个都不认同，他视之为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留在蒋的一边”。不过，他可以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站台，却不会为其陪葬，他可以牺牲名誉，却不会牺牲性命。傅斯年则不然，从1948年8月回国，到1950年12月猝死，他的殉国之志昭然若揭。这一面基于其耿直、刚烈的性情（以胡适的性格，则与自杀无缘），另一面，则关乎其政治理念与情怀（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山东人忠君观念极强，同为山东人的王人博先生有一名言：湖南人造反是为了当皇帝，山东人造反是为了受招安。傅斯年虽不认同国民党，对蒋介石却表示完全信任，忠心耿耿。对合法性的忠诚，可谓一种情怀）。

可以确证，傅斯年的自杀之念，起于1948年底。

第三句，可参考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忆：“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在俞大綵的监护之下，傅斯年未能自杀。不过，此后两年，他一直踯躅于死神的魔影之下，他的余生，变成了一场与死亡竞逐的冲刺。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5日，与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催其赴台履任：“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有一情节，不知可信与否，称傅斯年接到陈诚的电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拟古》第九首。这三天的天人交战，终于使他做出了赴台执掌台湾大学的决定。

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湾，次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题字留念，他挥毫写道：“归骨于田横之岛”。不论无意偶得还是有意为之，这无比凄怆的七字，足见傅斯年心志之坚。他最重士人之节，自比田横，守义不辱，“盖久有蹈海之意矣”。正如后来他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

据陈槃记述，史语所迁往台湾，由傅斯年提出，“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

由此可知，为什么傅斯年做出赴台的决定，竟需绕屋三日。这关乎死志的确立。一旦去往台湾，再无退路。他不是没有生路可选，譬如像胡适那样流亡美国。

我对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最感兴趣。譬如陈寅恪、储安平、胡思杜等留在大陆，是何心理；胡适赴美，是何心理；傅斯年赴台，是何心理。综合我所见的史料，傅斯年赴台，心理十分决绝，视死如归，绝无苟活、幸存之理，这正应了古人写田横的诗：“穷岛至今多义骨，汉廷未许有降王。”

傅斯年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赴死的决心，无损于他工作的激情；死志已明，反而有助于他在激荡的局势之中安心定志。

彼时之台湾，形同孤岛，朝不保夕。在共和国的压力与美国的犹疑之下，没有多少人相信台湾能守住，其命运早已脱缰，不由自主，而取决于冷战形势的风云变幻。岛内一面是恐怖，一面是苦闷和绝望，人心丧乱，惶惶不可终日。不要说知识分子，就连胡宗南这样的百战骁将，都感觉“这里真没有意思”，问随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

傅斯年曾谈及时势：“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然而他的行事，一贯坚毅果敢，做一成，便是一成，借用胡适之言，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傅斯年在台大不足两年，其工作并非尽如人意，譬如他自己便不满意，认为来台大“真正上当”，感慨“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是，他对台大的贡献，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这其中，相对制度，他对台大风气与风骨的改造，意义更为重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冷战时代，他治下的台大，依然具有“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依然享受北大自由学风的余韵。如拒绝三民主义、联保制度进校园，“学校不兼警察任务”等。今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例，则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夜，傅斯年横眉冷对前往台大搜捕匪谍的警总副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这句话，如今常常出现在社会运动的海报之上，历经数十年时光磨洗，却未褪色一分，字字如血，历历在目。

傅斯年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宵衣旰食，夙夜忧勤，诚可谓用“拼命”形容。他不是被气死，而是被活活累死。当时陈雪屏担任台湾省教育厅长，据其回忆：“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

傅斯年死于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他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参议员郭国基提出的“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陈雪屏说，本来五分钟便可了事，傅斯年足足回答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待他走下发言台，一头倒在陈雪屏身上，立即昏迷，抢救无效，当晚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病逝。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傅斯年绰号“傅大炮”，郭国基绰号“郭大炮”，二炮相争，必有一失。这么说，非但没有抬高傅斯年，而且丑化了郭国基。郭国基是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无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他都是著名的异议者，直言无忌，不避斧钺，故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受过国民党的迫害。质言之，此人绝非鼠辈，而是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傅斯年之死，虽与他有关，却无甚罪责可言。此后不久，他对媒体说：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这番话沉郁顿挫，掷地有声，堪比傅斯年警告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1970年，郭国基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正应了“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傅斯年死于议坛，而非蹈海，对比自刎的田横，堪称善终，死得其所。曾任傅斯年秘书的屈万里，建议将“归骨于田横之岛”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之上。不过这七个字，虽见傅斯年的凛凛之节，拳拳之忠，却无以匹配他的志向和才具。朱家骅称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闳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绝非过誉之词。我常说，近世人物，学问与干才，皆能达到一流者，唯丁文江和傅斯年二人。对此一代霸才，更合适的碑铭，应是陈寅恪《寄傅斯年》的诗句：

天下英雄独使君！
 
2015年5月27日

 
补记：
 
“天下英雄独使君”一语，出自陈寅恪《寄傅斯年》（1927年）：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陈寅恪平生不善作虚词，凡推许人，必有所本。以傅斯年之才，完全当得起这一评价，胡适说：“孟真真是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而判断力又最高，一不可及。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而又最能组织，能治事，二不可及。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三不可及。今日国内领袖人才缺乏，世间领袖人才也缺乏；像孟真的大胆小心，真有‘眼中人物谁与比数’的感叹！”（1951年1月7日致毛子水函）“眼中人物谁与比数”，可视为“天下英雄独使君”的回声。
傅斯年死后，陈寅恪作《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1951年1月）：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系明清之际的傅山（青主）之作，“望海诗”原题《东海倒座崖》，这是一首五古：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一灯续日月”，日月即明，傅山以此诗怀念前朝，陈寅恪“感题”，则以傅山喻傅斯年（当然这只是一说，谢泳认为此诗写俞大维，胡文辉认为此诗写郑成功与台湾政权）。“望望田横岛”云云，令人想起傅斯年那句“归骨于田横之岛”，道义所在，气节所系，冥冥之中，自有呼应。
 
2015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