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头，江绪林、林嘉文的自杀，愈显悲怆。我能接受借他人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纪念，却无法认同对自杀者的道德批判。这些批判，并不鲜见，四年前，中学教师赵鹏自杀，曾在微博引起热议，我写过两篇文章，正可移用于今时。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2012年4月27日晚，生于1982年的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教师赵鹏，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自杀身亡。

若以赵鹏的死亡之日为原点，我们将看见，在此前后，生于1982年的德文·韦德与托尼·帕克正在为NBA季后赛磨刀霍霍，生于1982年的卡卡正在皇马的豪华替补席上蹉跎岁月，生于1982年的韩寒依然尚未摆脱方舟子等人的穷追猛打，生于1982年的李小璐陷入了与贾乃亮的结婚传闻……

他们都有自己的苦闷与忧伤，他们必须直面赛场、生活与时代的敌人，他们发现额头的皱纹日渐深刻，鬓边的华发偶染霜雪，但是，他们并未像赵鹏那样决然自戕。至于你问，为什么自杀的是赵鹏，为什么不是韦德？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命运。

纵观赵鹏短暂的一生，他走过的每一步，似乎都可构成他自杀的理由：他生于东北的一个贫寒家庭；他考上的不是名牌大学（事实上，纵使你出自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么），大学的学费高不可攀，只能举债读书；重如千钧的就业压力迫使他背井离乡远赴馆陶，“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1450元的基本工资，当护士的妻子系临时工，月薪不足400元，却要还房贷，养儿子，还有十余万元的累累债务。对于一个精神脊梁已经被压弯的人来说，这每一步，都是一根锁链，正如对于一个坚忍一心、屡败屡战的人来说，这每一步，都是一针兴奋剂。

不必纠结赵鹏为什么服毒自杀，死亡的导火线是被削减的补贴，还是未落实的福利。在付诸东流的补贴与福利背后，是一颗无助、绝灭的心灵。尽管历来善于扮演事后诸葛亮的报道指出，赵鹏死前，曾烦躁不安，不过，相比大多自杀者，赵鹏的死法，相当平静。如他的遗书所示：“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最后他还不忘请求学校照顾一下他孤苦的妻儿。质言之，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自戕，赵鹏早怀死志。

赵鹏之死，可以说是个案，毕竟，还有许多学历、财力、社会地位远不如赵鹏的青年，像倔强的胡杨一样生存于时代的沙漠；却也不是个案，因为推动赵鹏走向死神的因素，譬如贫富差距、物价飞涨、教育产业化、权力的盘剥等，极具普遍意义，几乎无人可逃。今天赵鹏因此而死，明天李鹏、王鹏同样可能因此而死。

纵然我们不能将赵鹏的死因全盘推到国家身上，然而，毋庸置疑，赵鹏出入红尘这三十年，中国的每一丝病变，都构成了他的死亡背景，与掩盖他冰冷尸体的灰色幕布。这个国家的悲剧，正对应赵鹏的悲剧；这个国家的爱和怕，正对应了赵鹏的怕和爱。

作为同龄人，我并不赞同赵鹏的抉择，却能体味其困境。也许他并不懦弱，也许他只是心死了，然而他抛妻弃子的自戕，终归无法洗刷懦夫的骂名。只是，时代的重压之下，谁不曾犬儒，谁不曾苟且，谁不曾委曲求全，谁不曾向恐惧与黑暗缴械投降，我们并无资格批判赵鹏，以他的逃避为我们的苟活辩护。这种辩护何其无力，因为你我的心中，早已生出了兔死狐悲的凄凉。

感伤过后，我们必须前行，用善良战胜绝望，用自由战胜懦弱。十年生死两茫茫，三十年的生死，还重不过赵鹏写给这个时代的遗书。遗书的结尾，对妻儿生死不渝的爱，也许便是我们积极生活的最大理由。
 
2012年5月28日

 
不以大义责人

赵鹏服毒身亡，本是一月前的旧事，于我而言，却恍如昨日，近若咫尺。这不止因为，媒体的报道，在他死后一月才姗姗出炉；更因为，像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寻常，仿佛发生在你我的身侧，触手可及，让我们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隔膜。自杀的赵鹏与我们的距离，犹如你与正在阅读的这些文字的距离。

更大的悲剧在于，赵鹏不堪生存之累，企图一死了事，然而他死后，若泉下有灵，可知其魂灵所背负的争议之重，远甚于生前。我们且钞一遍他的百字遗书：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我并不恨这个地方，毕竟是我自己选择来到了这里。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儿子以后怎么活，仅希望学校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母子。

除了在医院当临时工的妻子，不足两岁的儿子，还有房贷，十余万的债务，以及在东北的贫家与苍老的父母（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些重负，摧毁了赵鹏的神经，导致他在三十而立的盛年决然自戕；同时构成了他死后遭遇批判的理由，他被斥为“懦夫”的罪证。在批判者看来，哪怕赵鹏之死并不完全是规避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是力图以其一死，换来政府的救助与社会的关怀——如其遗书末尾所苦苦祈求的那样——但是，这甚至不是生命的交易，而近乎为与魔鬼的赌博。诚然，赵鹏死后，馆陶县政府“初步答应”将其妻子转为正式工，馆陶县一中表示会给赵鹏父母“一定数额的抚慰金”与赵鹏儿子“一定数额的抚养费”，至于“初步答应”、“一定数额”等官话的内涵，却语焉不详；而且这些承诺的兑现，终须要仰赖他者的眼色。赵鹏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机遇，寄望于权力的温情与施舍，这说到底还是一种逃避，是怯懦的表现。

死后被视为懦夫，生前则忍辱负重，与苟活无异，这是何其凄然的人世，令赵鹏在生死之间取舍两难。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无论生死，都备受责难，那么，问题可能并非出在此人身上，而是他所置身的时代与国度，出现了病变，不再适合正常人生存。

明确了这一点，可见斥赵鹏为懦夫的批判，实在是一种苛责。这相当于将一个世道的苦难，强加于一人头上，此时，有谁能肩起黑暗的闸门呢，有谁能虽千万人吾往矣呢，勇士与圣贤终归寥若晨星，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往后退缩，怯懦是他们的天性，正如沉默是他们的宿命。

不是说不能批评赵鹏，而要看你拿什么来批评。老话说：“《春秋》责备贤者”，春秋大义，适用对象仅限于圣贤，用在赵鹏之流身上，显然是大炮打蚊子，蚊子尚未打死，还浪费了道德的炮弹。对此，纪晓岚早有明言：“《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这一哀、一悯，才是批判者的正道。丧失了哀悯的情怀，大义必将冷血。

由赵鹏的生死，我想起古代的文人，常被讥嘲“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近人洪允祥（浙江慈溪人，慈溪四才子之一）批道：“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醉余偶笔》）我一度深以此说为然：书生意气，一死何益，死易，生难，不如忍辱偷生，能做一分事功，便做一分，能日拱一卒，便拱一步。后来才渐渐明白，山河变色之际，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大多人根本不会生出一死的觉悟和勇气；而且，百无一用是书生，洪允祥却以“拼命做事”来评判他们死亡的重量，毋宁是以大义责人，这些人与赵鹏一样，的确是“没中用人”，他们的自杀并不能为这个世界，甚至为其家人增益什么，然而，退一步讲，纵令他们苟活，何尝有益于世呢？在大义的标尺之下，“没中用人”生也好，死也罢，都难逃炮灰的厄运。

批判比“了解之同情”更容易，批判他人比自我批判更容易，道德批判比其他批判更容易。于是古往今来，“《春秋》责备贤者”演化为“贤者”用春秋大义来责备我这样的小人。殊不知，小人之为小人，正与大义无关。大义的批判，最终却掏空了大义的内容；道德批判的结果，是一个社会道德水位的下降。所以，“贤者”更应该铭记一句话：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

抛开大义，让我们设身处地，置入赵鹏的语境，让我们以温热的心灵，感触赵鹏冷却的心灵，也许我们会发现，赵鹏敢于一死，足以证明他不是懦夫，他只是绝望了，绝望于世变日亟，却无处安心，绝望于大义横行，却民生多艰。他的死不是逃避，而是对这个腐坏的世道最无奈、最壮烈的抗议。
 
2012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