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吴樾撰文《暗杀时代》云：“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如其所言，晚清的确是一个充满了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暗杀时代，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官员的行动此起彼伏，南北呼应，喋血捐生，气贯长虹。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例，便是吴樾怀揣炸弹，行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于北京正阳门车站，以身殉难，践履了自己对时代的定义。

世人以为，清朝灭亡，暗杀时代应随之而终结。不曾想，民国了，共和了，暗杀之风却愈演愈烈，不可收拾。若统计死于暗杀的人头，民国前十年对比晚清最后十年，只多不少。而且，晚清的暗杀，大都有迹可循，不外乎革命党暗杀执政者；民国的暗杀，则陷入乱战，如国民党不仅暗杀袁世凯的人马，还暗杀进步党，暗杀商人，暗杀记者，甚至内部自相残杀。这一通乱杀，不知造就了多少疑案，使多少无辜的生命沦为飘零的冤魂。

冤魂之一，即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的黄远生。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都板街上海楼菜馆参加晚宴，“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死时仅31岁，可谓英年早逝。凶手来自哪一方，其实不是秘密。冯自由《革命逸史》曾暗示，杀黄远生与杀汤化龙一样，都是国民党（当时还叫中华革命党）所为。故而我无法理解，黄远生之子黄席群在1984年底发表《追忆先父黄远生》，何以要说“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革命逸史》早已出版，流传甚广，这一番记录，相当于凶手自供状，为什么黄席群们视而不见呢，为尊者讳与杀父之仇，孰轻孰重？

根据陆续曝光的史料，凶手不仅来自中华革命党，而且有名有姓。此人名叫刘北海，乃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子超）的警卫。他暗杀黄远生，受林森指使，刺杀令则来自孙中山。

真正成谜的是死因。孙中山、林森等为什么要置黄远生于死地？

流行说法，则是误杀。据冯自由所述，1915年秋，黄远生游历欧美，“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杀手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看来，林森把黄远生当成了袁世凯的鹰犬而下令铲除。

然而，只要对黄远生的生平稍有了解，即可知林森的判断，何其错谬，何其荒唐。黄远生曾加入进步党不假，不过绝非袁世凯亲信，相反，他逃出北京，流离异国，恰恰源自袁世凯的迫害。《远生遗著》所收录关于袁世凯的政论，不下十篇，虽有赞誉，主旨却是批判，有些文章，单单标题，便呈现了作者价值倾向，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正告袁总统”等。我以为，同时代人谈袁世凯，黄远生的言论最可参考，因为他对袁世凯，无论褒贬，都有理有据有节，并未流于乡愿，或者坠入偏激。他曾总结袁世凯五大长处，转而加以批判，有这些长处却“善日少而恶日多”，则因其“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质言之，袁世凯“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又其思想终未蜕化，故终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现在来看，这都是极精准的断语。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意借重黄远生的赫赫才名，“阳示宽容，阴欲罗致，收为己用”。迫于压力，黄远生撰成一篇谈帝制的文章，据梁漱溟观感，此文“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他企图敷衍过去，对方却不甘罢休，最终迫使他于9月3日清晨，孑然一身，仓皇出京。南下路上，他在上海《申报》《时报》等媒体发表《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后来在《申报》广告栏连续七天声明与袁世凯御用报纸《亚细亚报》划清界限。这足见他竭力洗刷袁党的嫌疑，不料最终还是被当作袁党而误杀。

当然这只是一说。梁漱溟晚年曾与后辈谈起黄远生之死，力辟误杀之说。他认为，国民党杀黄远生，与袁世凯、袁党并无关系，而是因为，民国初年，黄远生写政论，常常批评党争误国，同盟会、国民党、进步党等，都是其批判对象，他下笔直率、锐利，切中时弊，一剑封喉，从而与国民党结怨，招致惨祸。

梁漱溟与黄远生有旧，可谓当事人，他的说法，不容等闲视之。这里可引申一点。窃以为，黄远生触发了国民党的杀机，不止因他得罪了国民党，更因他得罪了孙中山。他曾采访孙中山，撰《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四篇，文中激烈质疑孙中山最得意的铁路问题（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号称将在二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此后还对比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指出黄兴为人率直热诚，其条理虽不如宋教仁清晰，“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如果让他选择，他愿为宋系、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后面这番话，毋宁正犯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大忌。

其实黄远生并非刻意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他对黄兴、袁世凯、赵秉钧等政坛大佬，对进步党、各届内阁等，都有非议，若论在他笔锋之下，遭遇最惨的一个，还得数袁世凯。换言之，黄远生无意与哪个人为难，与哪个党结仇，他只是基于公心，基于客观立场，针砭现实，直言无讳。同时他强调，“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如此姿态，如此襟怀，恰可用来诠释，他何以后世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且不管黄远生死因为何，是不是误杀（纵使他死于国民党之手，袁世凯一系何尝没有责任呢），他的悲惨结局，正应了一句名言：“立身中正，左右皆敌。”（见马伯庸《新海瑞上书》）他的批评对象，袁世凯也好，国民党也罢，都把他视为敌人，使他终将陷入左右两难、无路可逃的苦境。不过我以为，这恰恰证成了一个记者的至上荣耀，与一个独立生命的最高价值。

文章载于《中国经营报》（2016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