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一位同龄朋友读后，感慨万端。他非常羡慕我和父亲之间的温情、和睦与腹心相照。他和他的父亲，哪怕坐在一个房间，彼此却隔了一个时代，哪怕肉身距离不足一米，精神距离则超出十万八千里。他们的隔阂，主要源于政治观，一者是毛时代的忠实粉丝，一者是新时代的自由青年，偏偏他们都喜欢谈政治，每谈必吵架，每吵必翻脸，最苦可怜的母亲，前后奔走，左右劝导，终于说服丈夫和儿子各退一步。现在父子在一起，都不主动谈政治，可是不谈政治，二人几乎无话可说。

我告诉他，我和父亲的共同话题其实寥寥，文中不是写了么：“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至于政治观，则是欲冲突而不得。父亲这大半辈子，为生计所驱使，含辛茹苦，晨兴夜寐，根本无暇、无心关注政治。当然，不管他关注政治与否，政治一直在关注他，作为破产地主的儿子，那些年来，政治让他休学，就得休学，让他下乡，就得下乡，让他颠沛流离，就得颠沛流离，让他忍辱偷生，就得忍辱偷生……政治洪流之中，他好似一块浮木，命运从来不由自主。

我努力追忆父亲和我谈政治的情节，勉强找到两例。一是2002年寒假，我从大学回家过年，忘了是哪天，父亲喝了酒，有点兴奋，对我说：这回俺们安徽人当上了总书记，安徽能享福了。彼时我年轻气盛，说话毫不客气，直接驳斥他：第一，安徽人当总书记，安徽未必能享福；第二，哪怕安徽能享福，你这样的平头百姓未必能享福。父亲思量片刻，转而默然。

还有一次，应是两年前，父母居住近三十年的老屋不堪风雨，计划重建，然而材料递上去，数月不得批准。父亲打电话抱怨，说颍上人孬，眼里只有关系和钱，缺这两样，什么事都办不了。我本想告诉他，这不是人心与人性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缺口太多，黑幕太深，权力便四处寻租，腐败便不可遏止。话到嘴边，不由犹豫，最终还是咽到肚子里。所以说这只是一次未遂的政治争论。

我之想起这些往事，则因读到黄裕生教授的一段高论：“今天，不少人都一个遭遇，就是不仅难以与父辈言政治，与同辈也多难以言政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政见不一，政见分歧，而实质不是。难以相言的实质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相异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分野，一边是已进入现代国家观念：个人与社会先于国家，所以个人普遍的权利、尊严与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否则就是国家失职乃至失去合法性；一边是还滞留在古代国家观念：国家先于个人与社会，无国便无家，所以国家利益、国家强大比个人幸福、权利和尊严更重要，若个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则是国家的莫大恩赐，理当感恩戴德。国人中只有少数真正持现代国家理念，而大多数恐怕还持后一种国家观。开启现代性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通过追问与确立个人之自由与权利，最终确立现代国家理念，厘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需大启蒙。这是在国学热的今天不可不清醒与坚守的一个方向。”

这番话，曾在朋友圈风靡一时。我见过至少十遍，简直能背诵下来。黄教授的论断不仅精当，而且切中了年轻一代的心思，否则何以如此流行呢。不过读到后来，我则开始琢磨，将“政见不一”视为表象，将“历史时代的分野”视为实质，这么总结，是否过于简单或粗暴？父辈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者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其分野、割裂是否泾渭分明？这两个时代是否锻造了两种截然相对的政见：一种是国家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集体至上，一种是个人至上，一种是义务本位，一种是权利本位，一种是专政，一种是宪政？

朋友与父亲的故事，以及我与父亲的故事，似乎都在印证黄教授的观点。然而，我还得说两个亲历的故事，主题同样是父辈与政治，味道却大不一样。

2008年春节，我在老家度过。年初四，我和弟弟及两位堂兄，到乡下给六姑姑与六姑父拜年。六姑父是老教师，他还有一个身份：老右派。一生饱经磨难，老来依然壮心不已，胸怀天下。我们进屋，他正看CCTV4，时值台湾大选前夕，议会打架，党派骂战，此起彼伏，热闹远胜于过年。这正中善于发掘台湾负面新闻的央视之下怀。随后我们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电视。六姑父手指混乱不堪的电视画面，感慨道：台湾的乱，背后是不乱，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大堂兄点头，接口道：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一党制！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惊诧，以及心底奔腾的狂喜。六姑父生于1930年代，已经年过古稀；大堂兄生于1960年代，小学尚未读完，便被迫下乡，十二岁开始做生意，至少干过十个行当，2008年前后，他的主业是卖猪肉。这两个人，与我相距一个时代，甚至不止；聊起政治，却无太多隔阂，而能相谈甚欢。说起来，他们还是那个旧时代的人物，譬如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智能手机，不知微博和Web2.0为何物，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时代的歧异，以及文化与生活的歧异，并未导致政见的歧异。

大表姐的命运，与六姑父相仿，落难于“文革”，1980年代时来运转，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可惜她不比六姑父旷达，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苦难，于她则念兹在兹，刻骨铭心，纠结为灵魂的阴霾。表现之一，即对伟大领袖的滔天恨意。记得她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什么时候把百元人民币上的头像换掉了，中国才能享太平。有一回她到我家作客，席间重提此言，被一位来打油的顾客听到，问她：你说换谁？大表姐答道：换邓小平！那人嘿嘿冷笑：都是一路货。这一幕，大概发生在我的高中时节。我早已忘了那位顾客的形象，忘了他是中年还是老年，却始终铭记二人的对话及他的冷嘲。如果说对毛的无限热爱与对毛的无限仇恨属于一个时代的两面，那么认为毛与邓本质上处于同一政治脉络，即便搁在今日，怕也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觉悟。

于我而言，这个故事还有一点启发：毛时代与邓时代之间，貌似一刀两断，实则藕断丝连，甚至一脉相承。如果目光停留在前者，以此划分两个时代、两代人、两种政治观，既脱离了现实，更不符合历史与政治的发展逻辑。对此，生于1961年的崔健曾有良言，他对年轻人说：“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

我无意与黄教授唱反调，更愿意把我的观点视作一种补充：第一，我们与父辈之间，未必相隔一个时代，父辈可能是从旧时代突围的前锋，正如我们可能是从新时代落伍的后卫；第二，哪怕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与父辈，不是不能谈政治，也许在“谈什么”之外，我们还得思考“怎么谈”；第三，哪怕我们与父辈难以谈政治，这背后的原因，却未必在于时代，我们与父辈的隔阂，未必是时代的隔阂；第四，在时代的分野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统一，在时代的断裂之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承继；第五，我们的思索与追问，不能止于“时代”这两个字，时代不是标签，更非终点，时代背后，还有个体的人、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

切记，以时代为分界线，用代际（老一代、新一代；五四一代，四五一代……）分析政治，极有可能滑向一种危险的言论：等他们都老了，死了，这个国家就能进步了。把转型的希望交给时间，不仅怯懦，而且愚蠢。因为对政治而论，企图用时间解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连时间本身都会变成问题。当我们无比期待老一辈退位，新生代上位，使国家焕然一新，国运蒸蒸日上，最后却发现，所谓新老交替，不过是川剧变脸，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就连台下喝彩和打呵欠的声音，都没有什么两样。

2015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