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所作。最新消息：天价过路费一案，法官被追责，检方撤诉。

3000元与368万：公权力怎么算账？

算账是一门大学问。依照功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连自由、民主与正义的价格，都可以按人民币计量，遑论草民一条命值多少钱，英雄一条命值多少钱，他们怎么拼命，才能使利润最大化。很多时候，观念之争，只是这种斤斤计较的账目之争的一个悲剧注脚。

最近有两则新闻，涉及到两笔账目。单看其一，你会觉得其计算方法十分诡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若把它们置于一处，对比审视，九重玄关便不攻自破。

368.2万余元的过路费背后的血酬定律

第一笔账目，高达368.2万余元。

河南禹州市农民时建锋，为了逃避高速路上的通行费，为他的两辆大货车办了两套假军车牌照，疯狂营运，从2008年5月4日到2009年1月1日，近8个月里，往返于郑尧高速公路鲁山下汤至许昌长葛之间，共通行2361次，逃费金额达368.2万余元。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而时建锋并未选择上诉。

其一，罪名的适用存有争议。按诈骗罪的定义，犯罪者所骗取的是“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这个财物一般不包括服务，过路费之缴纳，却是一种服务合同。因此，时建锋之逃费，仅是违约。上升到刑法高度，可加于他头上的罪名，是《刑法》第375条第一款：“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劫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确证为诈骗罪，同时确证被告所逃的过路费达到了368万，那么判无期并无问题。据诈骗罪的量刑标尺，“数额特别巨大”，便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当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则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当然，这是1996年制定的司法解释，早已如老牛破车，严重滞后。那时的20万，现在至少可抵200万；那时“特别巨大”的金额，拿到房价猛于虎的今日之北京城，恐怕连一个卫生间都买不下来。

其二，就是司法权对案件细节的认定。这令人瞠目结舌的368.2万余元，到底是怎样一种恐怖算法的结果？

据考，从鲁山下汤到许昌长葛这一段高速公路，距离为100.2公里。哪怕货车不超载，单程过路费是226元。时建锋的两辆车共通行2361次，需要付费53.3586万元。货车核载量为25吨，通常会超载150%左右，就算不逃，仍要付出超百万的过路费。他一逃，还得加上三倍的罚款，于是就有了368.2万余元的惊人数字。

那么，在此期间，时建锋赚了多少钱呢？说出来更惊人：20多万。再对照以上数据可知，如果他不逃费，不超载，这一笔生意还要亏30万左右；如果他不逃费，而选择超载，则可能亏损百万。换言之，假如依法做生意，怎么做都是亏。这种劳作，比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还要怪异、荒诞和绝望。

照此说来，生意并不是生意，而是冒险。只亏不赚的生意无人愿做；通过规避法律与公权力以赚取利润才是时建锋们的“经营”方式。这里的经营必须加上引号，因为它与市场无关，它就是诈骗，就是在老虎嘴下觅食，刀口之上舔血。

时建锋对媒体说：“高速路上超重的车都是假军牌车……不超载不逃费赚不到钱。”看来时建锋并非个案。一个时建锋关进了监狱，一千个时建锋正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时建锋说，每个月他们赚的钱，还要分一些给“收费站的人”。“我弟弟说，每个月都给他们六千（元）。”这大概是另一种形式的“过路费”。用这种私相授受的过路费，来抵消河南省交通厅下发的《河南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管理办法（试行）》所公开规定的过路费。后者制造了368.2万余元的惊悚剧（时建锋对此宠辱不惊，认为“这很正常”）；前者很可能断送了时建锋一生的自由。

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想到了吴思先生发明的一个术语：血酬定律。当然，时建锋们流的不是血，而是自由，是生命，是对这个时代与国度的信心。他们的对手，不是自然力，不是强人，而是比这些力量还要凶恶的制度机器。

3000元背后的公权力算盘

另一个数字，来自跨省追捕的受害者之一王鹏，他与王帅、吴保全等人用沦陷的自由编织而成的受难谱系，是中国公权力毒燎虐焰的真切写照。这位甘肃省图书馆的助理馆员，因举报“官二代”大学同学马晶晶参加公务员考试舞弊，被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以涉嫌诽谤罪之名跨省刑拘，关押了近十天。事后，该局局长何泽祥、政委汪红东均作免职处理。

然而，杀两条替罪羊，并不能令风平浪静。两位公安局领导平白无故，何必不远千里跑到兰州去抓人，这是拿自己的大好前程作赌注，若无上峰的压力，他们怎愿把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乌纱帽送到舆论的刀口之下？马晶晶的父亲马崇林系宁夏扶贫办副主任，母亲丁兰玉系宁夏吴忠市委常委、政协主席，皆为一方政要显贵。这其中的猫腻，不说也罢。

替罪羊找好了，还得安抚受伤的羊。当跨省追捕被确认为错案，吴忠警方与王鹏的代理律师周泽达成口头协议，同意在支付王鹏1003.44元国家赔偿的同时，另外赔偿3万元“精神抚慰金”。可是，一个多月后，警方悄然反悔，只肯出3000元，缩水整10倍，堪比股市跳水。

不妨帮吴忠警方算一笔账。哪怕是贫困县市，财政紧张，3万元总出得起，他们不是不能出，而是不想出，说白了，因王鹏一事，导致两位领导黯然下野，则要报复你一下，不能让你顺顺当当拿到这笔钱。你不接这3000元，可以上法院，一审败诉，还可以上诉，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也许王鹏最终能拿到三万元，但这期间，他要付出多少，会不会得不偿失。这就是吴忠警方有恃无恐压价的原因。

然而，吴忠警方却可能忽略一点，王鹏要为这3万元做牺牲，他们自身何尝不需要做牺牲呢。此事一曝光，必将引来舆论压力，以及如影随形的政治压力，化解这些压力需要消耗多少成本；再往坏处推论，假如矛盾扩大化，很可能，某些领导的乌纱帽将沦为平息风波的道具，这则属于风险成本，要追加投资。这两笔账，不知吴忠警方是否认真算过？

维权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今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都要留一笔维权经费，以备不虞之需。本来，依协议拿出3万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继续让稳定压倒一切，27000元的差价与一方水土的稳定，孰轻孰重，吴忠警方连这道简单的选择题都不会做，难怪会闹出跨省追捕的权力丑剧。

公权力的生意经

如果说368.2万余元的过路费充满了侵略性，那么3000元的赔偿则充满了侮辱性。前者是公权力乱收费的苦果，正常收费的话，肯定不会这么多。至于后者，如果依法、依理、依情赔偿，则肯定不会这么少。一多一少，一挺一缩，正好呈现了公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治理术，以及从不知诚信为何物的生意经。对其有利，它就狮子大开口；对其不利，它就吝啬如铁公鸡，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生意人修习变脸术，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公权力对于扮演生意人的角色乐此不疲，视治理国家如贩卖青菜，整天琢磨与民争利，短期可能赚得盆满钵溢，长远来看，却输掉了自己的立场与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