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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悲剧是谁的悲剧?

按:翻出一篇旧文,为毕节一哀。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

毕节似乎是儿童被诅咒之地。

2012年11月,也是在毕节,5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他们全都是留守儿童。

2013年12月,毕节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城里的孩子放学有家长接送,他们放学只能自己走路回家。

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生被教师强暴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受害女生大部分也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被侵犯的她们只能长期隐忍,再不堪的屈辱痛苦也无人倾诉。

……”

以上文字出自宋石男兄《留守儿童: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留守儿童的悲剧是谁的悲剧?

2014年1月20日晚,安徽望江县华阳镇的一位9岁儿童,在厕所自缢身亡。学校调查称,这个刚放寒假的三年级小学生,晚饭之时,听外公外婆说其父母不能回家过年,情绪低落,随后自寻短见。这一死因,貌似荒谬不经,仿佛出自卡夫卡的小说;实则无比写实,从一个残酷的切口,撕开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悲剧黑幕:从一定意义上讲,今日中国的农村,恰如卡夫卡笔下荒芜而孤独的城堡,那些留守儿童,则必须承受被父母与时代抛离的命运。

望江县地处皖西南。尽管皖南与皖北风俗歧异,好像两个省份,不过望江这一幕悲剧,却可视为整个安徽的缩影。倘你有机会路过安徽的农村,也许难以觅见一个青壮年的身影,入目皆是老弱病残,有时竟杳无人迹,只见荒草萋萋,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家人的未来。与此同时,在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市区,人们已经习惯了安徽的方言,甚至能从职业推断其是安徽人,如在浙江宁波,运输土石方的车队,基本上都来自安徽六安。

城市与农村的“内战”,不仅造就了城乡之间的隔阂,还造就了农村内部的隔阂。其表现之一,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疏离。本该完整的家庭,几乎一年到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父不得见子,母不得见女,节假日原是骨肉团圆的良辰,可是,端午、中秋过于短促,春节则遭遇春运难,一票难求,有家难归。长此以往,家将不家。长此以往,国何以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看望江的悲剧。这位自杀的儿童,其父母在2012年初离婚,他被判给母亲抚养。由于父母先后都组建了新家庭,并长期在外打工,他只能随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生活。在其死后,其父承认,“他平时很少与儿子通话”。

因父母不能回家过年,遂五内俱崩,自缢身亡,至少可证明两点:他对父母的孺慕之情是何其深切,他的心理是何其脆弱。由此还可反证:他与父母平日是何其疏离,这一疏离,使他愈发渴慕与父母的相聚,向往团圆年的欢愉;同时,骨肉的离散、关爱的流失导致生存的冷漠,使他的心理愈发弱不禁风。这两面,相反而相成,构成了悲剧的引线。

死亡只是一种凄惨的结局。毕竟,这尚未危及他人。自杀者与他的同伴还有一条黑暗的不归路:犯罪。近年来,留守儿童的犯罪率日渐增高,并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有些罪行,则充满了与罪犯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残忍。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之形成,其实不难想见。据统计,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一说两千万,一说六千万,这其中,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友,7.3%处于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状态。无论哪一种,家庭都已经残缺,童年不再美满,成长于雨打风吹之中,心理不出问题,才是咄咄怪事呢。

对此,有人将批判的矛头瞄准了留守儿童的父母,譬如望江的悲剧,论者炮轰自杀儿童父母的失职与漠然。这些批判,纵然可以成立,却因缺乏悲悯,而沦为一种冷酷的理性。请你扪心自问,哪个父母,愿意主动抛离儿女,远赴异乡,在繁华而陌生的都市街头,从事最劳累、最低贱的工作;哪个父母,不想在一年三节,回到儿女身旁,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然而,为了生存,以及为了使儿女不再像他们这样苦难的生存,他们只能骨肉离散,只能在寒冷的春节望断故乡的烟云,那一张看似单薄的车票与钞票,隔绝了多少亲情,湮没了多少乡愁。

十年前,中文互联网上,由四川人王怡发起,数十人同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书写者大都是城市的漂泊者,他们的故乡大都在农村(在怀旧与批判的温情之下,故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个文化概念)。当时便有人谈及农村的分化,劳动力的出走与老幼的留守,使农村的形状愈发畸形,愈发贫弱,与城市的距离愈发遥不可及。不妨说,这十年来,城市化进程有多快(山雨欲来的城镇化,不是对农村的补救,而是城市侵略农村的延续),他们故乡的沦陷就有多快。十年前的预言渐渐化作冰冷的现实:农村的出走者或逃亡者,迟早将面临失去家园的苦痛。

由此而论,留守儿童的悲剧,不止是农村的悲剧,更是城市化的悲剧,是这个国家的悲剧。城市化带走了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阻断了他们回家的脚步。9岁的自杀者以最决绝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抗议。他身后的农村,在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之下被迫失语的农村,却继续缄默,并在缄默之中继续沦陷。

抒情的终点不是怀旧,农村永不可能回归田园牧歌的古典时代(数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从来就不是田园牧歌)。“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凡尔哈伦的诗句可谓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生动隐喻。城市化已经不可阻挡,无以逆转。在此前提之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城市与农村如何齐头并进,而非背道而驰,如何融会,而非撕裂。这背后,隐藏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民众却没有城市化;经济城市化,政治却没有城市化……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城市化的方向,却可以尝试改变城市化的方式,甚至必须改变城市化的方式,否则,城乡二元结构将日渐畸形,农村与留守儿童的命运将日渐凋残。

对于望江的悲剧,籍贯为安徽桐城的诗人陈先发感慨:“我很想为他一哭。在我心里,它是比瑞士风雪小镇达沃斯高谈阔论的年会、屏幕上政治寡头们皮开肉绽的角力要严重得多的重大事件。他是亿万同类中的一个。他们内心深重却无力自述的阴影或在多年后爆发。”这理当成为一个国家共同的悲鸣。但愿那最后一句,不要在未来一语成谶。

201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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