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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直到今天才发现朋友圈这么多读书人,失敬失敬。”

这是世界读书日当晚,我的一则牢骚。我的朋友圈充满三教九流,一贯百花齐放,哲学与美食比翼,时政与鸡汤双飞,卡夫卡与成功学共舞,宪政爱国主义与房地产政策一色,却在这一天,数百人前赴后继,声应气求,奔往同一主题:读书。他们或者谈新书,或者谈旧书,或者谈书目,或者谈书缘,或者谈读书的心得,或者谈读书的方法,酷爱心灵鸡汤的女生捧起了奥勒留的《沉思录》,日理万机的律师开始阅读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沉浮于股市的土豪用一本《枕草子》遮住了疲惫的容颜,就连我那不学无术的弟弟,都拿《坛经》装潢门面……

这样的见闻,应该不是我的专利。原谅我的牢骚过于刻薄。刻薄的背后,却是真挚的忧虑。如果每年4月23日,国人都捧起书本,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荣耀;如果国人的阅读,仅限于4月23日这一天,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悲哀。

我鼓励读书,对不读书的人,却无一丝偏见和鄙夷。读书的起点与终点,都是自由,不可强迫,不必强迫。不读书,并不等于反智;不读书的人,未必比读书人愚蠢、卑贱。质言之,读书与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对不读书的人而言,该如何求知,对读书人而言,该如何阅读。

世界读书日的立意,原是召唤人类读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和快感,去追寻“读书这么好的事”这个美丽的谜面所包含的谜底。然而,这一节日在中国,由于权力的积极介入,而被打造为一个盛大的仪式,一场浩荡的运动。仪式化与运动化最大的弊害,还不在虚有其表的形式主义,而是剥夺了阅读的自由。具体来讲,我们的全民阅读,名为劝勉、推广,却基于权力的垂直属性,渐渐趋向指令、强迫(在吾国,不管什么好事,但凡冠以“全民”之名,都将发馊、变质)。阅读本来是自发的行为,在所谓“全民阅读日”、“全民阅读月”,你却不得不阅读,甚至不得不阅读那些书。这样的阅读现象,不啻与世界读书日的出发点渐行渐远。世界读书日在中国的遭遇,正应了那句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所以有人嘲讽:中国的读书日,一是政府的盛宴,二是书商的盛宴,三是不读书的人的盛宴。盛宴之上,唯独缺少读书人的身影。他们都去哪里了呢?该在哪里,就在哪里,他们读书,甚至安身立命,与读书日并无关系。

这样的读书日,恰恰是对读书的戕害。为了从权而读书,为了装腔而读书,为了跟风而读书,为了应景而读书,不仅导致阅读丧失了自由,还败坏了品味。最终,阅读沦为一种表演、一笔交易、一场虚情假意的政治与文化合谋。在自欺与欺人之间,这些读书人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深渊。

窃以为,对读书人而言,除了阅读不得自由,最值得警惕的便是阅读的功利化。读书,一定要为什么;打开一本书,一定要有所得。殊不知,读书最忌急功近利,一旦心存功利,往往适得其反。如朱自清先生所云:“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谷林先生的说法更具体:“我以为真爱书的人,大体上不能接受‘立竿见影’的观点。平时东翻西翻,不知不觉中有些沉积,某一天会忽然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上触发,于是引出一些不同于旁人的感受,这或者还够不上王静安说的‘蓦然回首’,而读书意味,竟在此中。”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之言。

我最景仰的一位读书人,却是无名之辈,在他身上,我见识了读书该如何祛除功利,见识了一种最值得追寻的读书观。《少年游》里写过他。他是我幼时的街坊,在澡堂烧锅炉,家藏金庸、梁羽生等正版文集,却不张扬,一如其人。有一年暑假,我都窝在他家读书,一边读,一边寻思:他只是一介锅炉工,为什么如此喜欢读书尤其读武侠?少年读武侠,常怀侠客梦,然而他隐于市井,与世无争,街市偶有不平,却未见他出手,看来不似身怀绝技,更无侠骨仁心。我问他,他只是笑笑:读书就是读书,管那么多干什么。

若干年后,我读王怜花《古金兵器谱》,他写少林寺的无名老僧,写他的一位同学,北大出身,熟背中原音韵,精通《五灯会元》,才艺双绝,热爱生活,却只想做收发室的看门人,他们立志“寻求一种更高更远的精神”,对他们而言,内心的平静重于这个世界。我忽然想起了这位谦冲自牧、信守无为之道的锅炉工。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相对于“为什么而读书”,我们能不能“不为什么而读书”。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许不可企及,却不代表不该追求。也许,正基于“不为什么”,基于有所不为的立意,我们才能从这个泥沙俱下的功利主义世界抽身而出,使书籍作为最后一块净土,用读书守护灵魂的清净。

真正的阅读,与哪一天是世界读书日无关。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读书日而读书,而是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2015年4月24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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