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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时代的汪国真

贫乏时代的汪国真

 

 

汪国真先生的去世,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我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这话固然有些不敬,却清晰呈现了时间的残酷:汪国真的诗歌、余秋雨的散文与庞中华的书法,连同教科书的谎言、录像厅的幽暗与荷尔蒙的反叛,支配了我们风雨不透、营养不良的青春期,当我们的青春灰飞烟灭,汪国真们的幻象便烟消云散,此后,他们的作用,好似接头暗号,在黑夜与梦想的终点,唤醒健忘的我们,与记忆重逢。

汪国真崛起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对世事与未来一无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抒情潮流。这个时代与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驰,正如汪国真的诗歌与1980年代的诗歌实在格格不入。事实上,汪国真的诗歌创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贯穿1980年代,那是诗歌的盛世,诗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却无力脱颖而出,满天星辰璀璨,他却低若尘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焕发自己的光芒。这与其归功于他的沉潜,不如归功于时代的黯淡。用古语来讲,即“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汪国真是1980年代的弃子,却是1990年代的宠儿。时代的断裂与沉沦,使他的命运无比尴尬。1980年代诗歌所表现的批判功能,对专制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召唤,构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难说主动还是被动,他契合了1990年代轻逸、庸俗的审美口味,然而这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年代。当他的读者羽翼丰满,他便被无情抛弃。对他的冷酷,正是人类成长与时代进化的必然。假如一个人三十岁后依旧迷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流行超过十年,毋宁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1990年代构成了汪国真的黄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实的读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们,有智力拒绝汪国真,此后出生的人们,有选项排斥汪国真。我们这代人封闭、匮乏的青春期,恰与汪国真,以及余秋雨、庞中华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运,受其蛊惑,无可厚非。其实,不是我们选择了汪国真,而是我们别无选择。在狼奶与鸡汤之间,我们无所适从。

现在来看,汪国真的诗歌风格,几乎毫无深度和张力,注定了速朽。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诗歌,而是断句。1980年代的提前终结,导致诗歌集体休克,从此真正的诗歌,只能以一种哀歌的形式,潜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赞美诗茁壮成长。汪国真的诗,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顽艳,本质上却是礼赞,礼赞远方,礼赞理想,礼赞苦难,礼赞生命,礼赞国家和时代。他深知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场公开的合谋,所以他们拼命在对方身上铭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诗歌无关政治,当他谈起诗歌理论,却满口“国家”、“人民”,这也难怪,他必须感谢国家,正基于国家主义的禁锢和规训,犬儒主义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诗歌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反之,他以犬儒化的个人主义抒情,诱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觉,而回避了现实的肃杀和惨淡,间接实现与国家主义的对接。

只有赞美诗,才有资格充当心灵鸡汤。只有贫乏时代,才会对心灵鸡汤饥不择食。汪国真被视为心灵鸡汤写作的先驱,他的诗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通过诗歌,他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按摩与麻醉。他的风靡一时,恰恰是时代贫乏的明证。

我们生存的时代,无论诗歌,还是心灵鸡汤,都遗忘了汪国真。不过究其实质,汪国真并未远去。单说诗歌,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啸天,便数赵丽华和余秀华,前二人属于赞美诗人,可谓政治化的汪国真;后二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一度饱受质疑,质疑的声音,我们并不陌生:这是诗歌,还是断句?至于余秀华,其诗自然优于汪国真,不过她的成名,与世人对她的消费,正是一剂汪国真风味的心灵鸡汤。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从来纠结。我们不能指望诗歌拯救日渐沦陷的贫乏时代,然而诗歌之为诗歌,绝不该止于对现实的临摹和颂扬,而在于呈现与现实的张力,以诗性的光辉,照亮世界的阴霾,以灵魂的歌哭,发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诗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剧了时代的贫乏,以至诗歌本身便是一种贫乏,那么我们只能悲叹:诗歌死了。

诗歌先于汪国真而死亡,汪国真先于我们的激情而死亡。请不要嘲笑,我们用残余的激情,哀悼汪国真,同时怀念那个千疮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尽管汪国真对我们青春期的启蒙意义,远不及舒淇和李丽珍,尽管那个封闭、匮乏的青春,没有人愿意重来,然而他和他的诗歌,终究是我们成长的信物,证明我们曾经年轻,曾经迷失,曾经虚弱,曾经浅薄。如今,他们的死亡,印证了我们的苍老。

 

2015年4月26日

 

供《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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