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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

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的片名,出自1936年11月19日寄居日本东京的萧红致萧军的信。此信不足五百字,姑且抄录如下:

“前些日子,总梦想着今冬要去滑冰,这里的别的东西都贵,只有滑冰鞋又好又便宜,旧货店门口,挂着的崭新的,简直看不出是旧货,鞋和刀子都好,十一元。还有八、九元的也好。但滑冰场一点钟的门票五角。还离得很远,车钱不算,我合计一下,这干不得。我又打算随时买一点旧画,中国是没处买的,一方面留着带回国去,一方面围着火炉看一看,消消寂寞。均:你是还没过过这样的生活,和蛹一样,自己也被卷在茧里去了。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哪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哪怕不知历史背景,都可从信中读出一种入骨的凄凉。对萧红而言,除了清贫与孤独,最可怕的还是不得自由,人如蚕蛹,黄金时代深陷笼中;然而究其本心,却是一只自由鸟。因此,她对黄金时代的命名,与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一样,更接近一种反讽,至少体现了一种矛盾,如其信中所云,“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她这短暂一生,追求自由却无力自立,反抗强权却依赖男权,对世界有情却对自己的骨肉无情,不愿沉沦于泥沼,却是如此贪恋泥沼的温暖。

写信的萧红,正徘徊于人生的低谷。1936年7月16日,她只身东渡日本,源自与萧军的情感危机;10月19日,鲁迅去世。萧军与鲁迅,可谓她一生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此刻,不是海天相隔,就是人鬼殊途。她在信中咏叹黄金时代,愈发折射了心境的悲凉。

许鞍华的电影,则借萧红之口,重新定义黄金时代:“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我以为此言更适合出现在琼瑶笔下。纵观萧红一生,命运从来不由自主,包括“怎么爱怎么活”,何尝任由她选择呢,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临死犹呼“不甘,不甘”,何其压抑,何其纠结。

有人感慨,萧红最大的悲剧在于,她是一块黄金,却生在了污泥般的时代。

历史不容假设,我们无法推论,假如萧红生在今世,还能不能写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样的作品,不过,认为时代摧残了萧红,显然忽略了一点:现在一些人,不是常常怀念民国的黄金时代么,他们最爱说,不是鲁迅成就了民国,而是民国成就了鲁迅,为什么同一时代,落在鲁迅身上是黄金,落在萧红身上就是污泥?

曾有一位作家,歌颂五四时代:“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弋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然后感叹:“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十余年前我读到这段话,与作者一样激动不能自已。后来读史,渐渐发现,几乎每一时代都有人(尤其是读书人)抱怨,自己生在了一个无聊、贫乏、封闭、幽暗、悖谬的时代,而惯于从过去或未来寻找黄金时代的慰藉。那么,到底有没有黄金时代呢,未来难测,单说过去,汉唐帝国气象,背后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恰巧你不是那一将,而是万骨之一,还会高唱“纵做鬼也幸福”么;宋朝、民国皆以自由著称,不过那只是少数人(权力者与知识分子)的自由,如果恰巧你是一位山野村夫,正为战乱和兵役忧心忡忡,还会欣喜于自己生在了黄金时代么?就连为民国所成就的鲁迅,却也常常批判他的时代:“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终而化作一声浩叹:“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萧红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然而民国绝非她的福地、她的黄金时代。她的苦难命运,时代难辞其咎。譬如那个时代,如果避孕工具能像今天一样流行,那么她两次怀孕而遭男友遗弃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如果医疗技术能像今天一样先进,那么她遭遇庸医而被误诊的概率将大大降低,也许死亡就不会提前到31岁的光景……

没有那么多“如果”,正如没有完美的时代。你的天堂,可能是他的地狱,你视时代为黄金,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人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这的确是一种痛苦;然而人生的一大意义,正在于冲决时代的网罗,打败时代,甚至超越时代。

我不喜欢抱怨时代。相比从时代身上找病根,我更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出路。正如尼采所言:“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以及朱学东所言:“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

倘不幸生在了一个黑暗时代,如何克服,如何做最好的自己?这并无唯一的答案。反抗也好,逃避也罢,拯救也好,逍遥也罢,只要不被时代的黑暗所同化、吞噬,只要能捍卫自己的良知、自由与尊严,都可作为一种正当选择。

且说萧红的同行。1949年3月,沈从文两度自杀,他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十分恐惧,“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早在1948年,他便意识到:“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1949年9月8日,他致信丁玲,其中云:“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不想一语成谶。他的决然弃文,遂从时代的风暴眼脱身而出;改行文物研究,则为那个纷乱的世道,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等杰作。这自然不是勇者所为,然而沈从文终未与时代同流合污,反而以消极的姿态,显出时代的冒进,以对内心自由的坚守,显出国家如密封的铁笼一般禁锢。

木心则是另一例。《新周刊》采访陈丹青,谈及木心与时代的关系,“就是尽可能不与时代发生关系”,“他不跟时代玩”,“木心从来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给时代吞没”。木心毕生,都在实践尼采那句箴言,努力克服时代加诸他的种种限制。他的方法,有时是放逐自己,有时是放逐时代。遗憾的是,木心临终之际,陷入谵妄,此刻文革的魔影重又袭来,他对守护在床前的陈丹青说:“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时代的力量多么强悍,纵如木心这样的智者,都难得解脱。

事实上,人与时代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失败并不必然通往悲剧,这取决于个体是否努力去克服其所置身的时代。尽管沈从文至死不愿与世界和解,木心临终为文革的幽灵所纠缠,然而在他们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对时代之阴暗、荒寒、暴戾、残酷的消解与批判。萧红则不然,她的失败,原因更多在于个体,而非时代,她有不幸的一面,却也有不争的一面。所以她这一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25岁那年她对“黄金时代”的喟叹,更像是一曲提前奏响的挽歌。

 

2014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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